我的母亲是我所见过的最坚强的女人，她不仅独自养育了我、我的两个姐妹和一个兄弟，作为保安经理，直至年近60岁还在抓商场窃贼，她从不畏惧为自己的信念而战。
母亲一直是我最亲近的人，即使当我结婚并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我觉得我越来越离不开她，她总是把最好的爱给我，有时，仅仅一个拥抱，也会让我倍感温暖。
母亲住在街尾，我每隔几天就会去探望她，总是看到她做一些类似用气钻拆除花园墙壁的事情。“这样可以使我保持年轻。”她说。她拒绝慢下来，这让我发疯。“你已经是个老奶奶了！”我笑道。
在母亲60多岁的时候，当她伸着手臂移动一个滑轮箱子时感到很痛楚，母亲艰难地应对，两年后，她的颈部肌肉开始痉挛。
医生诊断她的症状为肌张力障碍，一种因脑和神经系统问题引起的遗传疾病。虽然无法治愈，但是我们确信通过药物治疗可以得到控制。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母亲日渐虚弱。她的四肢开始颤抖，走路变得艰难。2007年，她已无法独自出门。当我探望她时，发现她在痛苦中哀号，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无助。
到了2011年，情况更加糟糕。母亲气管边的肌肉开始扭曲，导致她不能正常进食。她的体重跌至76.2斤。
看着母亲在自己面前饱受病痛折磨，这令我伤心欲绝。在智力上，她还是像以前一样敏锐，然而这对她来说更加残酷。总有一天，她会依赖轮椅，无法与人交流，沉陷在自己的煎熬中。
“我不想这样活着！”当她的日用吗啡和肌肉舒缓剂停止发挥作用时，她哭诉道。
最初，我认为她只是想看看我的反应，但是2012年4月，出于彻底的绝望，她吞下了大量药片试图结束她的痛苦，但是没有成功。她不得不再次面对无尽的痛苦煎熬。
即便知道失去母亲会令我悲痛欲绝，但是让她身陷地狱般的煎熬也是不公平的。所以，当她告诉我她想去Dignitas（一家可以让人们在那里结束他们生命的瑞士诊所）时，我发誓全力支持她。“我不会让你独自承受这些。”我说道。虽然万分舍不得，但我希望母亲至少可以有尊严地离去。
被Dignitas接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填写大量表格。但是，2012年9月，一封邮件告知我们，母亲的申请已获得批准。那一瞬间，我想要的就是能有更多的时间与母亲相处。“要不，我们再等等？”我恳求道。但母亲去意已决。
我们仅剩8天的时间来安排所有的事情。我们同意卡瑞、妮娜和戴维，我所有的兄弟姐妹一同前往瑞士。于是我们开始预订机票和酒店。此次行程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就好像我们要去度假。只是我们去时是5个人，回来时却将只有4个人。
到达瑞士后，我尽最大努力不去想即将发生的事情，我们在母亲的最后一个晚上尽情欢笑，讲述过去的时光。她又一次向我们说起她曾无数次讲过的童年的故事，因为知道我们以后永远不会再有机会聆听。我一边听，一边看着她的双手，尽力记忆着每一个细节和把它们握在我手里的感觉。
第二天，我们到达诊所，一个护士带我们到了一个房间，并让母亲签署了文件。那一刻我悲伤地意识到——母亲要永远离开我们了。
看到护士拿来结束母亲生命的液体药剂，我泪流满面。“请你不要这么做，”我呜咽道，“再多陪陪我们好吗？求您了！”
“我需要平静。”母亲说，“我爱你们。”说完，她吞下药剂。10分钟后，她安详地离去。
我想摇醒她，大声喊“妈妈”。一秒钟以前她还在，怎么可能就这样走了呢？我们默默坐在她身边，久久不想离去。那一刻，我明白了什么是撕心裂肺。
等待母亲的骨灰回家的日子无比漫长。那些天，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我的脑中全是母亲的身影，世界对我来说仿佛失去了意义。
两年过去了，失去母亲的痛苦并没有停止。现在当我看到我们围坐在母亲周围的照片时，我不再去想她离去的那一天，而是为母亲自豪。因为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见到的最坚强的，也是最勇敢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