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是“京漂”最早的“黄金年代”，这一时期，由于周王室衰微，诸侯国的兴起和强大，各国的“人才消费量”大增，“养士之风”盛行。“京漂”应运而生。
当时“京漂”的首选地并非东周王室所在的洛阳，而是各诸侯国所在的都城。先秦时期“京漂”的谋生方式大多是当“门客”或“周游”做说客。
鲁国人孔丘被后世奉为孔圣人，他从55岁一直漂到68岁，前后历时14载，后世称之为“周游列国”。古今漂泊者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居无定所”，如何解决住宿问题是能否继续混下去的前提，孔子的办法是“借住”。
为了省钱，每到一地多是借住朋友家。孔子“京漂”的第一站是到卫国，寄住在学生子路的大舅子家。不久从卫国去陈国，则“主于司城贞子家”。
唐代“京漂”一边结交权贵，一边“隐居”终南山
古代“京漂”的又一黄金时代是唐代。当时，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城，城内百业兴旺，最多时人口超百万，因为科举制度的正式确立，唐代“京漂”以追求功名的读书人为主体，大多以“进京赶考”的面目出现。
唐代“京漂”群体有多大史料上没统计，但从当时文人士子留下的诗文中可推测出人数相当多，如李白、王维、杜甫这些著名诗人，当年全都是“京漂”。
唐代的“京漂”几乎没有人不拜朝中权贵或京城名人，文人一般采取“行卷”的方式，通过献诗结识贵人。据说，李白的“京漂”经历前后有两次，开元十八年（730年）夏，李白首次来到首都长安，由于没有功名，他最先结识了名叫张卿的卫尉，并通过张卿得以向当时的皇帝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献上《玉真仙人词》，希望御妹帮忙。但李白并没能因此而当上国家“公务员”，在长安白混一年多。直到天宝元年（742年），已过不惑之年的李白二度“京漂”，才得以“供奉翰林”，却又不被重视，三年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临走前，李白愤然写下《行路难》，感叹“行路难，归去来”。
杜甫也是唐朝的资深“京漂”，《新唐书·杜甫传》称，杜甫“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前后近10年。到天宝十四年（755年）才被授予“河西尉”的小官，却又不想干，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其时杜甫已44岁。倒霉的是，当年年底爆发了“安史之乱”，刚有了份固定工作的杜甫只好逃出京城。
唐代“京漂”如何解决住宿问题？城里住不了，他们一般就住在长安城南的终南山。终南山是道教主流全真派的发祥圣地，也是当时“京漂文人”的聚居地，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等当年都曾暂居于此，雅称“隐居”。
北宋“京漂”住房难。欧阳修也要租房子，宋代的首都开始东移，开封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商业、文化中心。宋初，开封的商业已很繁荣，有日市、夜市、早市、季节市、定期市等，《开封志》记载：“八荒争凑，万国成通。”
商业的大发展，加上已成熟的科举制度，让开封不只是读书人的发迹城市，还是生意人的发财宝地。北宋“京漂”的身份因此不再单一，既有求取功名者，也有淘金者，还有卖艺者。如《水浒传》中的文学人物、色艺双绝的白秀英，便是“东京新来打踅的行院”。所谓“打踅”，就是指到处漂泊谋生；而“行院”，则是在妓院中从业。
在历代“京漂”中，最为房子头疼的大概是宋代“京漂”。宋代京官绝大部分都得自己找房子，住宿问题一般靠租房解决，即便官至翰林学士、在京城做了多年官的欧阳修也是租房子。
为了省钱，不少“京漂”找寺院或民房住，图省事的直接住进人货混居的邸店，胆子大点的则找租金更低廉的“凶宅”凑合。宋洪迈《夷坚丁志》“戴楼门宅”条记，一名叫林邵的京漂应试举子，“入京师，僦居戴楼门内，所处极荒僻，人多言彼宅凶怪”。可见，如果单从居住来说，北宋的京城并不好混。
明清“京漂”会馆成为首选落脚点
元、明、清朝均定都于北京，所以这一时期的“京漂”已与现代无异，多来自南方，乃名副其实的“北漂”。
元朝时北京城称为“大都”，此时的北京商业繁荣，连不少老外都漂到了大都。比如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前后在中国游历了17年，其游记显示，当时的大都确是“宜漂之城”，相当繁荣：“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之比”。
明清时期，北漂在住宿上，除了租住旅店、民房外，还有一个更好的落脚点——“会所”。如明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当年北漂时便居于全楚会馆；光绪十七年（1891年），时年18岁的梁启超来京参加春闱，住在永光寺西街的广东新会会馆。当年冬天，梁启超和长他4岁的李蕙仙在京结婚，因没房子，干脆将新房设于会馆。
会馆是自明朝发展起来的，它的出现其实就是因为北漂群体的存在。当年，不少家境贫寒的来京应试举子，由于所带盘缠不多，根本住不起商业旅店，于是出现了方便本籍学子、带有互助慈善性质的会馆。到清代，京城会馆大增。据清吴长元的《宸垣识略》记载，乾隆年间，北京共有182所会馆，光绪年间更猛增近400处，全国各地在京几乎都有会馆，且有“举子会馆”和“商人会馆”之分。会馆在方便北漂的同时，也刺激了国民“到北京混”的欲望，致使明清时期北漂人口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