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天气太闷，她说走得太累了，她说冬天干燥得太厉害。她问：“我能歇息吗？”然后就靠着路边的一座房子，头朝向里面，用手掩着脸不让我看见。
我知道不关天气，不关冬天，不关走路的事情。我知道她在那个角落拼命平复内心的波澜。
每次从工作的北京回到家，踏入小巷，远远看到这奇怪的房子，总会让我想起珊瑚——一只珊瑚虫拼命往上长，死了变成下一只珊瑚虫的房子，用以支持它继续往上长。它们的生命堆叠在一起，物化成那层层叠叠的躯壳。
母亲讲过太多次这块地的故事。那年她24岁，父亲27岁。两个人在媒人的介绍下，各自害羞地瞄了一眼，彼此下半辈子的事情就这么定了。父亲的父亲是个田地被政府收回而自暴自弃的浪荡子，因为吸食鸦片，早早地把家庭拖入了困境。父亲和他的其他兄弟一样，结婚都得靠自己。当时他没房没钱，第一次约会只是拉着母亲来到这块地，说，我会把这块地买下来，然后盖一座大房子。
母亲相信了。
父亲花了好多钱，雇来石匠，把自己和母亲的名字，编成一副对联，刻在石门上，雕花刻鸟。他让工匠瞒着母亲，把石门运到工地的时候还特意用红布盖着，直到装上大门宣布落成那一刻，父亲把红布一扯，母亲这才看到，她与父亲的名字就这样命名了这座房子。
父亲当年建成的那座石板房子，如今只剩下南边的那片了。
我读高三的时候，那也是父亲生病第二年。母亲把我叫到她房里，打开中间抽屉，抽出一卷钱。她说我们有十万了。那是她做生意，姐姐做会计，我高中主编书以及做家教的收入。她说你是一家之主，你决定怎么用。我想都没想，说存起来啊。
在那两年里，母亲每天晚上八九点就要急急忙忙地拿着一个编织袋出趟门，回来时我会听到她往后院里扔了什么东西，然后一个人走进来，假装每天这么准时地出入一点都不奇怪。其实当时我和姐姐也是装作不知道，但心里早清楚，母亲是在那个时间背着我们到菜市场捡人家不要的菜叶，隔天加上四颗肉丸就是一家人一顿饭的所有配菜。
她偷偷地出去，悄然把菜扔在后院，第二天她把这些菜清洗干净，去除那些烂掉的部分，体面地放置在餐桌上。我们谁也没说破，因为我们都知道，自己承受不了说破后的结果。
然而那个晚上，拿着那十万，她说，我要建房子。
“你父亲生病前就想要建房子，所以我要建房子。”这是她的理由。
“但父亲还需要医药费。”
“我要建房子。”
她像商场里看到心爱的玩具就不肯挪动身体的小女孩，倔强地重复着她的渴望。
我点点头。虽然明白那意味着“不明来路”的菜叶还需要吃一段时间，但我也在那一刻想起来，好几次一些亲戚远远见到我们就从另一条小巷拐走，和母亲去祠堂祭祀时，总有些人当我们不存在。
我知道这房子是母亲的宣言。以建筑的形式，骄傲地立在那儿。
房子建了将近半年，落成的时候，我都上大学了。那房子最终的造价还是超标了，我只听母亲说找三姨和二伯借了钱，然而借了多少她一句话都不说。我还知道，连做大门的钱也都是向木匠师傅欠着的。每周她清点完加油站的生意，抽出赚来的钱，就一户户一点点地还。
大三暑假的一个晚上，母亲又把我叫进房间，抽出一卷钱。
“我们再建两层好不好？”
我又想气又想笑。这三年好不容易还清了欠款，扛过几次差点交不出学费的窘境，母亲又来了。
母亲很紧张地用力捏着那卷钱，脸憋成了红色，像战场上在做最后攻坚宣言的将军。“这附近没有人建到四楼，我们建到了，就真的站起来了。”
我才知道，母亲比我想象的还要倔强，还要傲气。
我知道我不能说不。
果然，房子建到第四层后，小镇一片哗然。建成的第一天，落成的鞭炮一放，母亲特意扶着父亲到市场里去走了一圈。
然后第二年，父亲突然去世了。
然后，再过了两年，母亲在镇政府的公示栏上看到那条线，从这房子的中间切了下来。
“我们还是把房子建完整好不好？”在从镇政府回来的那条路上，母亲突然转过身来问。
我说：“好啊。”
她尝试解释：“我是不是很任性？这房子马上要拆了，多建多花钱。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建好。”
她止不住号啕大哭起来：“我只知道，如果这房子没建起来，我一辈子都不会开心，无论住什么房子，过多好的生活。”
事实上，直到母亲坚持要建好这房子的那一刻，我才明白过来，前两次建房子，为的不是她或者我的脸面，而是父亲的脸面——她想让父亲发起的这个家庭看上去是那么健全和完整。
这是母亲从没表达过，也不可能说出口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