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念小学二年级时，一日放学回家吃点心，我跟他闲聊，问他学校当天有没有特别的事情发生，他闲闲地说：“没什么，只是汤姆的眼珠子掉了出来，我们替他拾回，他在饮水机洗了洗，放回去了，但没消毒，我担心会有细菌。”
我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又不想显得大惊小怪，问：“是不是妈妈听错了？你是说汤姆的眼球吗？”
“是，他的眼球不知为什么老是掉下来，可能要换一颗大一点的。”儿子就像在说汤姆的校服衬衣需要换一件大一点的般轻松平常。
我细问汤姆的眼球掉下来的原因，儿子理所当然地说：“他的左眼失去了眼球，医生替他放一个假的上去，很真的，看起来跟我们没分别。但没实际用途，他的左眼仍是看不到东西。”
同学们对于汤姆瞎了一只眼睛的事实很接受，不会歧视或取笑他，跟他相处与其他同学无异。他的眼球随时会掉下来，也不把他看成怪物，大家就只管替他拾回眼球，像拾回一个乒乓球，没有惊恐尖叫。
另一小学同学若翰生日，在他家大厦的花园开生日派对，我陪儿子前往。一班同学都到了，唯独不见若翰，我又借此机会教导儿子准时的重要性，作为主人家也迟到，太不礼貌，令客人感觉不被尊重。儿子代为解释：“若翰向来比较慢，我们一班同学都理解，所以不会介意。”
看到若翰拖着妈妈的手，一脸纯真的笑容迎面走过来，我感到十分惭愧，想马上收回刚才的评语，原来若翰是唐氏综合征患者。同学们并没有认为他迟钝、智商低，而是完全接受他“比较慢”，不觉得他异于常人。若翰跟同学们相处融洽，大家没有特别迁就他、呵护他，他玩游戏输了同样要受罚。
我在旁边看着，很赞赏学校实行人性化的融合教育，每班录取两三位智商有问题或身体残障的同学，贯彻一视同仁、伤健一家的精神，小朋友自幼从现实生活中懂得人人平等，学校和家长无须特别严训孩子不要歧视残障人士。有时在街上会听到大人阻止子女用好奇的眼光看失明、四肢不全、兔唇、唐氏综合征人士，又或当众对子女说：“你不应这样盯着人家，他会很尴尬，他已经很不幸，我们应同情他们、帮助他们。”以为这叫家教，其实是好心做坏事，在伤口上撒盐，要教应该早在家里教了。
国际学校不单教学问，也教正确观念，用的不是书本和考试，是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
我曾就此题目，在香港报章专栏狠批本地学校拒收残障及低智商学童，认为教育部门负有责任。文章见报后，当时的教育局副局长特地约我茶聚，解释教育局一直鼓励敦促本地学校收取少数残障及低智商学童，校方坚拒，理直气壮：“这样会导致学校被标签为‘特殊学校’，连累其他正常学生被视作‘特殊’，引来家长群起投诉，损害学校声誉，影响收生率。”
有些学校则以老师人手紧绌、校务繁重、腾不出人手为由，拒收身体或智商有问题的学童，或者辩称资源短缺、设施不足。教育局提出愿意增加拨款，资助学校增聘人手及设施，学校迫不得已答允，附带条件是只收哑童入读，因为他们不会制造噪声滋扰其他人，且容易看管。
我听得火起。香港鼓励融合教育，将残障儿童安排入读普通学校，但完全基于信任机制，法律无明文规定学校有义务和责任取录残障儿，结果教育局有心无力，只能倚赖学校的社会良心和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