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表明，大约1700年以前，西方人的进餐习惯，一直是在饥肠辘辘和暴饮暴食之间剧烈变动。
聚众吃喝有各种理由，婚丧嫁娶，收成好，收成不好，下雨了，闲得慌，晚间夜太长……宴会通常持续两三天，一群穷凶极恶的饕餮之徒，围着桌子海吃海喝，吃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肚子胀成圆球，仿佛手脚一缩，便会骨碌碌在厅里滚起来。酒也喝得多，醉醺醺的，一头栽在角落再也站不起，张大嘴，鼾声如雷，哈喇子顺着嘴角长流，无数梦幻般的脚在这团重物上踩来踩去。一觉睡醒，爬到桌边继续吃喝，直到被主人赶出家门。打嗝、放屁都要尽可能大声，最好让所有人听见。这是健康体魄的表现，也是对主人盛情款待最好的感谢辞，证明你不负众望，吃爽了。
吃肉被认为是身份的象征，只有没肉吃的人和畜生才吃蔬菜。有一首赞美云雀的诗：已经在锅里炖好了/精心佐以香料/撒上丁香和桂皮粉/飞下来，飞到人们的口中。
这是史上唯一一只会飞的煮熟的云雀。
神职人员被禁止吃肉，但是，他们吃鱼，能把自己教区所在地水域的鱼一家老小全吃光，吃到绝种。
14世纪，坎特伯雷奥古斯丁修道院副院长拉尔夫·德伯恩，就职宴席请了6000人。
用料有必要罗列一下：300头猪，30头牛，1000只鹅，500只阉鸡和母鸡，473只小母鸡，200头乳猪，24只天鹅，600只兔子，9600个鸡蛋。
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场面啊。
1135年秋天，英王亨利一世去诺曼底微服出巡，对诺曼底野味一见钟情。尤其是一种叫七鳃鳗的鱼，叫他垂涎三尺，一阵狂吃猛吃，最后一命呜呼。
对国王之死，医生给出一个在现代看来非常荒谬但很体面的解释，说的是，七鳃鳗不是鱼吗？鱼不是常年生活在水里吗？水不是很冷吗？七鳃鳗自然身带寒气，而且将这寒气传染给亲爱的国王，于是，国王就被冻死了。
其实，凭常识判断，暴饮暴食的亨利国王，很可能死于不知节制，撑死的。
但是，全民性暴饮暴食的恶习，不会平白产生，它有其深层原因：来自对饥饿刻骨铭心的记忆，以及由此引发的恐惧。
对食物匮乏的焦虑，首先源于天灾。纯粹的靠天吃饭，毫无主宰自己命运的可能。其次是人祸。战争频仍，社会混乱，细水长流的生活无从得到保证，常常这一顿饱餐，或这一个丰收季节之后，不知等待自己的将会是什么。这些经历和焦虑，自然而然会助长一种社会情绪：人们宁愿忍受肥胖的折磨，也不愿忍受饥饿的困扰。
担心被饿死的忧虑，表现在艺术上。欧洲的食物画，通常是非常养眼的，而且，明明白白地诱惑你走近它，享用它。不论是集市角落堆得琳琅满目、仿佛要滚出画面的瓜果蔬菜，还是肉铺等待出售的猪牛羊肉，还是阔大的厨房内剥熏剔煮的繁忙景象，抑或是仅仅一只陈设各类点心的糕点盒，都毫不掩饰对食物的欲望。
有人评论说，欧洲的食物画，有拜物主义的倾向。弗洛伊德认为，拜物主义与自我分裂有关，希望通过寻找一种替代品，抚慰自己内心的焦虑。活色生香的食物画，或许能缓解饥馑的恐惧，相当于我们常说的“画饼充饥”，很多时候，这是对饥饿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