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大学学者科顿最近为伦敦雾霾史写了本“传记”《伦敦雾》，她从文化历史的角度另辟蹊径：在梳理伦敦污染史和抗霾史的同时，更将社会历史和丰富的古怪逸闻结合起来。如果雾霾是城市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正如狄更斯著名的《呼啸山庄》里一样——它同样也是文化想象中无处不在的元素。
漫长的抗霾史
17世纪的传记作家约翰·伊夫林哀叹伦敦的“恶臭和阴暗”，建议将城里所有制造浓烟的工业设施都搬出去，用散发扑鼻香味的花朵与优雅的树篱环绕伦敦。但是直到1830年，伦敦人口超过200万时，伦敦雾霾才变成著名的地狱般“黄色浓雾”。
通常，伦敦11月初就开始的湿冷冬雾让希思罗机场的航班被迫取消，然而遍布伦敦的黄色浓雾（又称“豌豆汤”雾）却是另一番景象，受家庭和工业燃煤烟尘的污染，人们咳出的唾液都是黑色的。成千上万的烟囱制造了城市浓浓的黑烟。
1952年著名的“伦敦雾霾事件”，情况严重到剧院上演的歌剧《茶花女》被迫取消，因为雾霾渗入了剧院内部，没人能看清舞台。
治霾的苦难在于，雾霾不同于污水，不属于重大公共工程项目。工厂有权购买最便宜、烟雾最多的煤，居民也有权使用炉火，政府担心得罪强大的企业家，所以任何正确的抗霾立法措施都注定会失败。
“雾霾是无形的。”科顿指出，雾霾折射出的人性被商业利益所战胜。从伦敦东部贫民区蔓延至全城的惊恐，就像城市良心上的一个污点。因为经常刮西风，所以住在伦敦东边的人要承担更多风险。有钱人纷纷搬家，东部成为下层阶级居住的所在。
渗透进文化的“雾霾象征”
雾霾渗透进了英国文化氛围中，影响延续至今。
“伦敦城多雾的一天，”弗雷德·阿斯泰尔在1937年音乐剧《少女落难》中低声吟唱，他若无其事地吸着雪茄，穿过森林，在好莱坞烟雾机的效果下，一半的舞台烟雾缭绕。
美国作曲家格什温的歌词也召唤出伦敦的昔日光景：“伸手不见五指，低沉的马蹄声踩在鹅卵石上。”
小说家从雾霾中看到了各种可能性，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使用雾霾弥漫的景象和隐喻，创造出充满威胁的感觉，在生活中，史蒂文森是个温和的人，毕生都受呼吸道疾病困扰。他说自己深沉的抑郁感“不为别的，就因为这棕褐的色调”，这也正是邪恶的海德身上披挂的“巧克力色的尸衣”。
与他相反，狄更斯陶醉在雾霾之中，赋予它个性。特别是在《荒凉山庄》中，狄更斯把它描述为一种恶毒而滑动着的存在和力量，在其最后一部完整长篇《我们共同的朋友》中，他用雾来隐喻因金钱欲望导致的道德腐败。
亨利·詹姆斯则为雾霾赋予了社会意义，在他笔下的工人阶级场景中，总是缭绕着阴冷的雾霭，此外，他还用雾作为一种隐喻来探索《一位贵妇的画像》女主人公伊莎贝尔·阿切尔的精神状态。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爱与刘易舍姆》，则透露出雾霾对独居女性的潜在危险。
马克·吐温到烟雾弥漫的伦敦演讲厅演讲“艰苦岁月”，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观众摸索着来到这里，几乎看不见台上的他，他只好缩短了这场不幸的讲演。马克·吐温抱怨这团看不透的黑暗雾霾，这让人们知道，遍布伦敦的黄色浓雾不仅仅是街头才有。
如今任何一部关于“开膛手杰克”的电影，如果没有雾霾的背景，就不可能完整，尽管开膛手所有凶杀案都发生在晴朗干净的夜晚。荧屏上的福尔摩斯也几乎伴着雾霾，甚至比华生还要形影不离。雾霾让福尔摩斯想象一个谋杀犯是如何悄悄走过浓雾，“如同猛虎走在丛林，只有突袭时才现出身形。”尽管柯南·道尔在这部作品中很少提到雾霾。
“雾都伦敦已不复存在。”科顿最后总结道。但是，从她的书中却可以窥见完全不同的结论。打开电视，或者阅读一本小说，你会发现雾霾已经远不再是伦敦的怪天气，它是英国文化氛围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