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 的故事 经销煤油 孔祥熙留学归国后致力创办铭贤学堂，在提倡新式教育培养人材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他并未忘情对“振兴实业”发财致富的追求。在1912年，孔从生活中观察到煤油已成为居民夜间燃灯照明的必需品，经营煤油定有大利可图，于是伙同五叔孔繁杏设立样记公司，向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交付一笔为数可观的保证金，从而取得了在山西全省经销亚细亚壳牌火油的总代理权。这一独家经营，每年给孔家带来可观的利润，使孔祥熙成为买办商人。[2] 服务桑梓 “二次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形势恶化，孔祥熙由于上年丧偶后心情不佳，于是答应耶鲁校友、当时担任中华基督教青年全国协会总干事王正廷的邀约，东渡日本担任东京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孔在东京除了负责青年会的活动外，还为中华革命党人筹募经费，并帮助孙中山处理文书函电。那时，宋霭龄是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孔宋接触较多，彼此了解感情日增。宋称赞孔为人谦和，“赚钱赚得很得法”，“似乎天生有一种理财的本领”；而孔对宋则“在在佩服”。由于双方情投意合，1914年春孔祥熙和宋霭龄在横滨结婚。婚后，宋霭龄向孙中山辞去秘书职务，推荐她的妹妹庆龄接替。[2] 1915年秋，孔祥熙夫妇从日本回到太谷。孔继续主持铭贤学校和经营商业。他利用欧战期间国外需要军工原料，把阳泉所产铁砂运往天津出口获利；又创办裕华银行作为融通资金的枢纽。后来他把“祥记”和“裕华”总号从太谷迁到天津，以利发展。宋霭龄除主管家政、相夫聚财，还在铭贤兼教英文。他们有两双儿女：长女令仪，1915年生；长男令侃，1916年生；次女令伟，1919年生；次男令杰1921年生。 孔祥熙在太谷除办学经商卓有成效外，在服务桑梓方面也有所表现。他被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聘请担任督军公署参议后，对阎所奉行的“从安定中求进步”和推行的蚕桑、植树、水利、天足、剪辫、禁烟等六项“村政改革”曾给予大力支持，并要求铭贤学生在假期回家时，向邻里广为宣传讲解。他认为阎的施政内容，和他自己所主张的“改革社会”，“提倡教育、振兴实业”是“殊途同归”的。1918年，驻华各国公使来太原参观华北运动会，孔应阎的邀请担任高级招待员。孔向来宾详细介绍山西的教育概况和省政措施，并担任游览山西晋祠、五台山等名胜地的导游。由于孔的宣传鼓吹与热心接待，使洋人对山西“模范省”留下较深的印象，从而也博得了阎锡山由衷的赞许。当1920年美国驻华公使柯兰率领参赞、武官等人来山西访问，阎再次恳求孔祥熙主持接待工作，孔亦欣然应命。孔在家乡为地方做过一些有益的事，如1919年山西大旱，一些县灾情严重衰鸿遍野，北京政府欠薪欠饷自顾不暇，而阎锡山爱财如命，又吝于拔毛。孔祥熙挺身出面代灾民呼吁，利用与教会的关系，向华洋义赈会贷到赈款美金 100万元，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在晋南修筑公路来救灾。此举不仅使当地众多灾民渡过灾荒，对发展省内交通、开发经济也起了促进作用，孔因此受到北洋政府、晋省当局和太谷民众的赞许。[2] 待机而出 1922年春，孔祥熙应老同学、鲁案善后督办王正廷的邀约，前往济南担任督办公署的外交协办和实业处长，参加晋案善后的谈判和交接事宜。年底改任胶澳商埠电话局长。次年秋王正廷筹办中俄交涉事宜时，孔又应邀担任驻奉天的代表。在孙中山广州大元帅府搞联奉反直的斗争中，孔奉命和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交往，以便加强粤奉合作关系。1924年初，孔应孙中山之邀赴粤商量联络北方将领的工作，后即带着孙中山所著《建国大纲》手稿返回北京，联络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其后，冯联合胡景翼、孙岳发动“北京政变”反对曹锟、吴佩孚的统治，欢迎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与冯等接受《建国大纲》的影响有关。[2] 1925年初，为解决国事北上的孙中山卧病京中，孔祥熙“左右护持、无间晨夕”，是《总理遗嘱》的签字人之一。 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孔担任孙中山治丧处事务股长，尽心尽力料理丧事。为了便于留京负责护灵事宜，孔应邀担任中俄会议督办公署坐办。其后，北方政局更趋混乱，中俄会议时开时停，孔于1926年春去美国，接受欧伯林大学颁赠的法学博士名誉学位，并为铭贤学校募集开办大学部的基金。他很快就募得基金 100余万元，解决了“铭贤”的发展和常年经费的来源。[2] 由商而官 孔祥熙在美国期间，正是国内政局发生剧烈变动之际。1926年 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打击了汪精卫，向共产党进攻，掌握了政治、军事实权；五月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等又提出“整理党务案”，进一步限制、打击共产党，从而夺得国民党中央的实权；七月广州国民政府誓师北伐，作战顺利，北洋军节节败退。孔祥熙看准时机，于同年冬离美回国，到达广州后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东分会委员和广东省财政厅长兼理后方财政事务，从此正式跻身于国民党政界。孔祥熙曾自我赞许说，当“做大官”的“机遇”翩然来临，自己是“最能把握时机”的。[1] 随着北伐的进展，在买办豪绅阶级的收买和帝国主义的软硬兼施威胁利诱下，蒋介石加快了背叛革命的步伐。1927年3月武汉国民政府增设实业部，任命孔祥熙为部长，可是孔却于是月底从广州赶到上海，为蒋介石做拉拢各方势力的工作。 4月1日汪精卫由欧洲回到上海，孔祥熙和宋霭龄出面宴请汪精卫和蒋介石，捏合“合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南京政府成立，孔祥熙和宋霭龄极力劝诱内弟宋子文背弃武汉政府投蒋，为南京政府理财。在宁汉分裂期间，孔暗中奉蒋介石之命，奔走于沪、宁、豫、晋各地，拉拢冯玉祥、阎锡山等支持蒋介石。在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事上，孔和宋霭龄说服了宋子文和宋母，促成这一影响深远的政治婚姻获得成功。蒋、宋联姻，便于蒋介石通过宋子文和孔祥熙密切与江浙财阀们的联系，对外则有利于争取英美政府的支持和外国资本对华投资，从而稳定南京政府的财政基础和外交阵脚；而孔宋家族则可通过蒋介石掌握的政权，轻而易举地获得政治上的地位，并为家族增殖财富取得可靠的政治保证。 1927年 8月，南京政府内部矛盾加剧，蒋介石被迫辞职下野。为了策划蒋重新上台，孔祥熙奔走于宁、汉、沪、粤、晋、豫各地，拉拢各方，“苦心疏解，历时数月，极尽调护斡旋之力”，最后孔和冯玉祥联合发出通电，呼吁宁汉“双方团结”迎蒋复职。1928年 1月，蒋介石恢复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为了酬答襟兄孔祥熙在公私两方面所作的诸多贡献，二月特派孔为南京政府工商部长，继又选其为“国府委员”。从此，孔的官运、财运十分亨通。[1] 孔祥熙于1928年 3月27日正式就任工商部长，1930年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孔继续担任部长。就任之初，孔曾发表施政宣言，声称“自当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为第一步，以积极准备力图发展为第二步”，“并以全民福利为主旨，以中外合作为方术”，“谨遵总理民生主义及建国实业计划，力谋发展国家富源，改善人民生计”等。孔主持厘定了工商法规 100余种，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工会法、商会法、票据法、公司法、海商法、工厂法、船舶法、商标法、交易所法和保险法等，其目的在于从工商方面来加强南京政权的统治，这在当时工商法规类多缺略的情况下，是有一定需要的。蒋介石重新上台之后，除1928年把奉系势力逐往关外，对内仍坚持搞军事独裁，各军事实力派之间为争权夺利常兵戎相见，以致内战连年不断，对工农红军则进行“围剿”。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内忧外患使“百业凋敝、民生困苦”，“国民经济濒于破产”，自然没有力量去进行工商、实业建设，正如孔自己所承认的，“因时事多艰，未能多所建树”。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激起全国民众的公愤，强烈要求全国团结一致抗日。各地爱国青年学生纷纷前往南京请愿，并痛殴了执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外长王正廷。国内各反蒋政治派别，则要求蒋介石下台。蒋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孔祥熙除了替蒋联络各方力量外，决定和蒋同进退。年底，行政院改组，孔辞去实业部长职务。[2] 1931年底，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产生出以孙科任行政院长、陈铭枢为副院长的国民党政府，是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各派间暂时妥协的产物。由于孙科、陈铭枢没有力量应付“财政危机”和“外交危机”，很快就陷入困境。1932年 1月下旬，蒋介石、汪精卫经过密谋后合流，由汪精卫接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任副院长、兼财政部长； 3月6日，蒋介石经国民党302次中政会推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重新掌握了军权。孔祥熙则于 4月13日被南京政府特派为考察欧美各国实业特使，赴欧洲考察实业。 孔祥熙此次考察之行，是接受蒋的秘密委托，向德、意等国接洽购买军械、飞机和在中国设厂自制武器等事宜。在意大利时，墨索里尼曾建议：中国建设国防应从空军着手，因空军可较快发展，所需经费也比海军少，将来战争胜负将取决于空军。孔立即把建议内容电告南京，被蒋介石所采纳。孔在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时，给南京政府订购了大批军械，聘请德国军事顾问，为蒋继续“围剿”红军效力。孔在英国时，曾和英方财政专家商讨改进中国经济的方法。孔于翌年3月回国。[1] 1933年4月6日，孔祥熙被南京政府任命为中央银行总裁。当时的财政状况是：东北沦陷后税收减少，又因加紧“剿共”而军费支出猛增。南京政府每月国库收入约为1500余万元，而每月支出则为2200万元，其中军费一项为1800万元，每月赤字达 700万元，依靠发行公债和向江浙财团借贷暂时维持。面对巨额财政亏空，财政部长宋子文和江浙财团都颇为忧虑和不满。九月，当宋子文在伦敦开完国际经济会议回国后，发现在他出国的半年里，因“剿共”军费又使国库增加了6000万元新亏空，使南京财政困难更为严重。宋子文对蒋介石不恤财政困难十分不满，由争吵而坚决辞职不干。10月29日，蒋批准宋的辞呈，以孔祥熙继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并仍兼中央银行总裁。[2] 总管财政 孔祥熙主管财政后，除继续采用宋子文在任时所使用的增税、借债等办法为蒋筹措军政费用外，和宋子文不同的是“唯蒋命是从”。而蒋对孔则宠信有加，历久不衰。 孔在抗战前采取的主要财政措施有：减轻田赋附加，废除苛捐杂税，创办直接税，从财政上增加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对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进行增资改组，以财政控制金融；实行法币政策，垄断金融，操纵国计民生；整理旧债，恢复“债信”，为举借新债作准备等。 1934年4月，孔祥熙前往长江中游皖、赣、湘、鄂等省考察民政和财政状况，不得不承认苛捐杂税的“剥削悉索”，使“人民生活，日益穷困，社会经济，日益凋敝，国家财政，永无好转之日”。他认为欲改善财政状况，增加收入，必须废除苛杂，使民众安居生产才能培植税源。五月下旬，孔在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上，着重解决确定地方预算、整理地方财政、整理田赋减轻附加、废除苛杂改良税制和土地陈报、整理币制救济农村金融等案。会后即由财政部明令各省执行，并规定今后不准再增加田赋附加和不合法捐税。对于地方税收的损失，则以烟酒牌照税收入及印花税收入的四成，拨归地方以资弥补。据统计到1938年底，各省废除的苛捐杂税达5000余种，废除的税额年达6700万元，客观上起了“稍苏民困”的作用。南京政府除以此笼络民心外，使地方实力派不能再用苛捐杂税来予取予求，反得依赖“中央”的贴补来维持地方财政，从而增强了南京政府对各省的控制力。此举的效果，曾使蒋介石“深感惊奇和意外”。[2] 扩展 孔祥熙在担任中央银行总裁后不久，很快就明白了光凭中央银行的实力，是无法担当起南京政府的“钱袋”这一任务的。当时，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不过4200万元，较中国、交通两行的发行量少得多；以该行2000万股本而言，其中1000万元是由财政部拨给的公债券而非现款，存款虽名目上有2亿数千万，但多为国库转帐，亦非现金。中央银行常常因为不能按期拨款，而引起地方军政首脑的不满。孔接任财政部长后，就积极策划如何增强中央银行的实力，并把执金融业牛耳的中国、交通两行吞并过来。 1934年5月，孔祥熙把中央银行的资本由2000万元增加到一亿元，以加厚实力。其后又经过多方面的准备，于1935年3月28日向中国银行发出财政部训令，并附一张2000万元的金融公债预约券，作为向该行增加官股的资本，从而掌握了过半数的股权。三天之后，孔对中国银行进行了人事改组，指派宋子文为中国银行董事长，任命宋汉章为总经理，把原任总经理张嘉璈调任中央银行副总裁。对交通银行，财政部则增加官股800万元，占该行股份的半数。[2] 中国银行是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大银行，存款占全国银行存款总额的四分之一，发行纸币占全体的三分之一，这种情形中央银行早已十分嫉妒。南京政府建立后，中国银行和江浙财阀曾在推销公债、通融借款等方面给予合作和支持，从而也为银行自身分润到巨额债息。但是银行家们对蒋介石政府内战军费开支无度、赤字庞大而心怀忧虑，眼看白花花的银子在内战中化为硝烟，或者落入军阀、政客的私囊，而银行家自身却承担着血本无归的风险，他们深为焦急。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银行家们对南京当局予取予求的做法，自然不愿“事事听命”，有时反使南京方面不得不仰承银行家们的鼻息。这种情形是南京军事独裁者所不能容忍的，蒋介石在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的密电中，指责中国、交通两行“固执其历来吸吮国脉民膏反时代之传统政策，……此事较军阀割据破坏革命为尤甚也”。 孔祥熙在夺取中国、交通两行的时候，不光是凭借所掌握的财政权力，同时也表现了他的老谋深算和工于心计。在对中、交两行进行增资改组前夕，正是国内白银大量外流、金融枯竭、银根奇紧的时候，江浙工商业资本家因资金周转不灵而叫苦不迭。此时，孔祥熙一面饬令中国、交通、农民三银行放出工商贷款2000余万元，但同时却暗中散布金融业其所以无法满足工商界贷款的需求，是因为中国、交通两行不合作的缘故。提出只有增资改组，使两行与中央银行密切合作，则所需贷款自然不成问题，利息也可降低。这一说法，为渴望得到贷款的江浙工商业资本家所乐闻，并盼望早日实现。孔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把工商界拉过来，使银行家限于孤立，减少了实行增资改组时的社会震动。在对中国银行增资的份额上，孔及时作了让步，从官股占55%改为官商各半，以安定商股资本家之心。对总经理张嘉敖则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一方面坚持张必须离开中国银行，免得他掣肘；另一方面又委以重任，在调张为中央银行副总裁不久，又命张兼中央信托局局长，同年12月还任命张为铁道部长，使张有替南京政府效力的机会。在南京政府内部，孔用不惜辞职的坚决态度，力争对中国、交通两行的增资改组，顶住了行政院长汪精卫等人的反对和指责。汪因阻挠无效，一怒而拂袖去青岛“养病”。[2] 在增资改组中、交两行的同时，孔祥熙还把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以蒋宋孔陈为首的买办官僚资本集团，以“国家’为幌子，达成了对中国、中央、交通、农业四行的充分控制，它为南京政府下一步进行币制改革，统一发行法币和控制整个金融业，铺平了道路。 四行增资改组，虽然增强了财政部对金融业的控制，但仍然没有点石成金的办法来弥补大量军费开支所造成的巨额财政赤字。1933年“废两改元”之后，国内的币制仍是银本位，银行发行的钞票是一种与银元等值的兑换券，国内银价常因国际市场的涨落而影响币值的稳定；如果滥发钞票，更会因通货膨胀发生挤兑，以致那些现银准备不足的发钞银行会因此倒闭。为此，孔祥熙加紧谋划改革币制，最后决定以不兑现的“法币”来取代银本位币，以便垄断金融、操纵国计民生。[2] 南京政府实施法币政策前夕，国内金融形势十分严峻。巨额的国际收支逆差，和美国政府把白银列为美元发行准备后在国际市场上大量收购白银，使我国白银大量外流。南京政府虽下令征收银出口税和加征平衡税，也未能使白银外流中止；加上日本人在华北和上海将大量白银私运出境，使我金融形势更加险恶。国内公众对纸币能否继续兑现已失去信任，从而出现资金外逃和窖藏白银的情况，沪、宁等地则发生了提存挤兑。南京当局迫于形势，于1935年11月3日匆忙发布《国民政府财政部改革币制布告》，同日孔以财政部长身份发表“关于币制改革的宣言”。布告规定自次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逐渐收回三行以外的钞票；将白银收归国有，限期以法币收兑；集中保管法币准备金；法币汇价由三行无限制地买卖外汇来加以维持。在国际上，改革币制虽然遭到日本的反对，但孔祥熙等人利用英、美在华利益受到日本的威胁这一矛盾，以及法币在与外汇比价上钉住英镑而获得英国政府的支持。其后，在解决了法币在汇率方面同时针住美元之后，美国也表示给予实际支持。币制改革获得成功，不仅避免了一场可能使南京政府垮台的财政金融危机，它还有利于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的恢复；也是其后我国进行八年抗战，国家财政金融赖以维持的重要支柱之一。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正是在垄断了金融、实施“法币”政策的条件下，才使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得以加速膨胀的。而孔家则在借公营私、亦官亦商、因利乘便的情况下，成为国中的豪门首富。[2] 整理旧债，恢复“债信”，也是孔祥熙在抗战前采取的重要财政措施之一。举债，是南京政府的财政重要进项之一。为了避免无力按期偿还债务和顺利募集新债，必须对过去发行的名目繁多、偿期不一、手续纷繁的旧债进行整理。1936年2月28日，孔祥熙被指派为整理内外债委员会委员长。随后，共14.6亿万元，调换以前发行的39种公债中之33种，以资整理。此举对财政部来说，达到化零为整、偿付便利、拉长债期、减低利息和巩固债信的效果。至于外债，孔尤其注意北洋政府时期所欠外债中没有确实担保那部分的整理。此项外债本息久拖未付，债务信誉毫无，已成南京政府举借外债的障碍。孔和有关国家分别交涉，先后达成减免欠息、陆续偿还的协议，从而恢复了债务信誉，它为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利用外资和举借外债创造了条件。 抗战前，孔主掌财政，源源供给南京政府大量的军政费用，使蒋介石终于能在第五次‘围剿”中出动百万兵力，迫使工农红军撤离中央苏区辗转长征；在瓦解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时，孔曾拉拢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支持“中央”；在镇压“福建事变”中，蒋能迅速集中兵力包围进攻第十九路军，和收买该军的重要将领，都与孔祥熙能不断向蒋提供金钱分不开。但蒋对内镇压异己，对日本侵略者妥协退让的反动政策，日益激起全国各阶层人士的强烈不满，1936年12月12日终于导致了西安事变的发生。在西安事变的解决过程中，孔祥熙当时以代理行政院长的身份主持南京政府，他为了维护“四大家族”的现实利益，运用他的老谋深算，和宋子文、宋美龄以及赞成和平解决事变人士的共同努力，终于遏制了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的图谋；在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张学良、杨虎城的共同努力下，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停止内战、举国一致抗日成为可能。[1] 1937年3月，孔祥熙被特派为中国特使，前往伦敦参加英皇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同时还负有向外国洽商借款和购买军火的秘密任务。英国外相艾登在向英皇乔治介绍中国特使的时候，称赞孔祥熙是“统一中国财政，整理中国税制，改革中国通货，恢复中国国际信誉，平衡中国政府预算”的“伟大理财家”。孔在欧洲期间，还先后到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瑞士、德国、法国、比利时参观访问。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订购了大批军械，随即装船东运，“七七”事变后用于抗战。六月中旬，孔从欧洲去美国，23日接受耶鲁大学所赠博士学位；27日抵达华盛顿，与美国银行家晤谈并成立借款500万美元的协定；28日会晤美国财长摩根索、国务卿赫尔，次日会见总统罗斯福，对中日问题坦诚交换意见，罗斯福示意美国建设银公司给予中国贷款1000万美元。孔还获得罗斯福的许可，订购了一批汽油，由美轮从速运抵香港转广九铁路内运，以备战时之用。7月19日孔从纽约再返伦敦，与英国有关部门商谈并签订修筑广梅铁路和浦信铁路借款合约，并商定俟机在伦敦发行债券3000万英镑。7月26日，孔收到蒋介石发来的“大战已开始，和平绝望，希在国际方面多所接洽”的密电后，再去巴黎商洽借款并和法国银行团签订了金融协定。而后又去柏林与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洽谈，但未获具体结果。随后孔因病在德治疗，于10月中旬回到国内。[2] 1938年3月，国民政府为完善战时行政机构，实行改组，孔祥熙被任命为行政院长，仍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不久又兼四行联合办事处副主席，成为抗战时期主管财政经济的首脑。[2] 供给保障 抗日战争初期，由于敌强我弱，日本侵略者处于战略进攻地位，华北、东南广大地区相继沦陷，占战前财政总收入90%以上的关税、盐税、统税和烟酒税的税源大部丧失。为了坚持抗战，对军事、教育、经济、交通等各个方面，财政上都须给予支持。孔祥熙在达成战时财经任务，保障供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在促进战时生产方面。国民政府为维护国家资源、增加生产，曾于1937年 9月在军委会下设立农产、工矿、贸易三个调整委员会，来分别指导进行。工矿调整委员会大力协助沿海沿江厂矿内迁，到1941年止计迁入后方各省的民营厂矿约为 452家（公营和国营的在外），总计内迁机器和物资达12万余吨，随工厂内迁的人员约10余万人。对内迁厂矿诸如厂址选择、机件补充、原料采购、技工聘用和资金调剂等，该会均予指导和协助解决。在工贷方面，财政部给工矿企业以较大帮助，仅1940和1941两年，工贷总数即达数亿元（国营厂矿在内），使内迁工厂得以较快复工。同期新建工厂亦达3000余家，促进了后方工业的发展。又在内地成立工业合作协会，孔祥熙自兼该会董事长，以合作方式组织当地人力，利用各方物资或就地取材，在后方发展小型工业，到1941年成立了工业合作社近2000个，参加生产者达15万人，月产值2000多万元，效益可观。 二、在推动战时农业生产方面。国家银行和农本局大量增加农贷，对提高后方农业生产关系甚大。1939年 2月财政部饬令四行向后方各省发放农贷四亿元，1941年度贷出之总额则近五亿元。农产促进委员会则主办农作物优良品种的推广，病虫害的防治，以及水利、垦殖、肥料、蚕桑、畜牧和农村副业的推进等，到1941年计使农业增加收入达二亿元。粮食增产委员会主办粮食增产工作，据1941年公布增产总额为8970余万市担。由于财政和农业主管部门注意促进后方农业生产，加上这几年自然灾害较轻，农产品有较明显的增加，使前方军需和后方民用赖以供应。 三、在加强金融管制和运用方面。当“八一三”上海作战开始后，沪、宁等地发生了提存风潮，财政部急令各行应休业二日，随即于 8月15日颁布《安定金融办法》七条，对提存作了规定和限制，以防止巨额提存和逃避资金；又令中、中、交、农四行组织联合办事处，成为战时金融枢纽。为了建立战时金融网，命令四行于1939年底以前，在西南、东南、西北之各省重要地点设立分、支行和办事处。1942年七月，将四行业务进行调整，使之各归专业，将法币发行权集中干中央银行。对于普通商业银行，则进行严格管理，限制新银行的设立；并在《非常时期银行法》中规定，商业银行不得经商囤货或代客买卖货物，行员不得利用行款经营商业。抗战初期，财政部对法币的增加发行采取谨慎态度，发行额虽有增加但属于适应后方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1] “通胀” 至于在管理外汇方面，孔祥熙所采取的措施则反映出按照大银行家、官僚买办们的私利行事；以及依附英美不顾民族利益的劣根性的一面。财政当局迟迟不能采取严格的统制措施，反用无限制照牌价供给外汇，来维持法币对英镑、美元的汇率，致使大量外汇资金得以逃避或被敌伪套购而去。后来虽然停止无限制供应，实施外汇清核办法，先后成立中英外汇平准基金、中美外汇平准基金，但有限的外汇基金很快又被套购一空。财政部在办理外汇上的错误做法，当时就受到各方面有识人士的批评；后来，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做法“实在无异给敌人操纵之柄，来摧残我们抗战的经济”。 随着抗战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一面，也日益暴露。在财经方面，除继续维持抗战的军政需用外，那种不体恤民众生计。苛征重敛以及趁机扩展买办的封建的国家经资本的行径，导致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趋向衰落。这一阶段，孔祥熙所采取的主要财政措施有下列数端： 一、改变战时税制和实施“公库法”，建立国库网。为了增辟税源，财政部曾先后开征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遗产税、财产租赁所得税和财产出卖所得税等；扩大货物税范围，并将从量征收改为从价征收；属于直接税的，均采取分级累进制。由于采用上述措施，虽然征税地区日狭，税收总额却每年增加，而工商业和民众的税负加重情形，就可想而知了。至于“公库法”于1939年10月实施后，政府各机关的一切收支，均集中于各级公库，不得各自为政，从而祛除了一些“虚伪浮滥、中饱渔侵”等积弊。 二、田赋征实和举办专卖。1941年 4月，孔祥熙向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提出改订国家与地方财政收支系统案、接管田赋统筹整理案和实行专卖案，并获通过。随后，孔于六月份召开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研讨实施办法。改订财政收入系统，是把此前自成一级的省财政系统，划入中央的国家财政系统；将过去依附于省的县级财政，独立为自治系统。原属各省的财政收入，统由中央接管。此举增加了国库的收入，并使蒋、孔采用统收统支等手段，加强了对地方控制力。[2] 民不堪 田赋在此之前，为省级财政的主要收入，至此自然改归中央。为了筹办战时军粮和公粮，规定自1941年下半年起，将全国田赋改征实物。征收标准，规定按照各省该年度田赋预算正附总额每元折合征收稻谷二市斗。1942年田赋征收额提高一倍，每元改为折征稻谷四市斗。此外还有“随赋带购”和“随赋带征”（县级公粮）等名目向农民勒收粮食。而四川、广西等省经过批准把“随赋带购”，改为“借粮”，更是不费一文便把农民的口粮强借而去。据官方统计，1941年征收稻谷2400余万石，1942年征购合计得稻麦 655余万石。田赋征实的实施，对于解决重庆政府的战时军、公粮的供应，缓和粮价的上涨，充裕国库，维持战时财政等功效是十分明显的，是抗战后期财政赖以支撑的另一重要支柱。但田赋征实以及“带征”、“带购”。“带借”，无疑极大地加重了农业的负担。地主则想方设法通过加租加押等手段，把赋税负担尽可能转嫁到佃农身上。加上征兵、工役和拉夫，农民负担之重，竟到难以维持温饱和进行简单再生产的地步。国民党统治区的农业生产，因而日趋衰落。[2] 孔祥熙平日口头上也大谈“国计民生兼顾并筹”，而事实是只顾增加国库收入而不恤民众生活，这在财政当局实施的“专卖”和“统制物资”等政策中，表现尤为突出。统制物资政策的实行，加强了官僚资本对商业的垄断，严重摧残了农业和工矿业的生产。如贸易委员会和各专卖机构，一面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统购产品，以剥削生产者，使生产规模日趋萎缩以至无法维持而停产倒闭；一面又以专卖方式，抬价出售统销产品，以搜括广大消费者，使民众生活更趋艰难。而孔祥熙却把这种杀鸡取卵的卑劣行径，视为“理财的良策”。对于民族工业，政府有关部门除在原料、产品和贷款上进行控制外，更用“加入股份”、“共同经营”和“接管”等手法予以吞并。据统计，抗战后期仅资源委员会下属的79个企业，其中吞并没收而来的占28个（吞并后停闭的15个厂矿尚未列入），与各省地方官僚资本及其他机关合办的30个，而该会自办的只有21个。“四大家族”正是打着“抗战建设兼顾”的旗号，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横征暴敛，巧取豪夺，使所掌握的国家垄断资本得到进一步的膨胀，但它是以损害农业和民族工商业为代价而取得，必然使国民经济更趋衰败，而孔祥熙所主持的财政，其来源不能不更多地依赖增发通货来支撑了。[2] 豪门国蠹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口头上也号召“举国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而孔祥熙及其家属则利用所掌握的权力，谋取私利，大发国难财。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民众，对“四大家族”在抗战后期的独裁、贪婪、不恤民生的所作所为，日益不满。 1944年 5月，中国西南实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等五个工业团体共同拟就《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方案建议书》，送交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其后，黄炎培等30人发表《民主与胜利献言》，要求国民党改弦更张，实行民主政策。抗战七周年纪念日，各地学生曾纷纷集会，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统治，要求改良政治。国民党内与孔家争权争利争宠的各派系也趁机而动，予以抨击。只是由于蒋介石的庇护和压制，孔家贪污蠹国的丑行一直未曾得到彻查和应有的惩处。 1944年 6月，孔祥熙趁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会议赴美，以转移公众不满的视线。孔抵美国后除参加会议外，并以中国政府主席蒋中正的私人全权代表身份，向美国政府要求援助和交涉解决美军在华费用的垫款问题。会谈中，因在所垫付法币折合美元比价问题上和美方意见分歧很大，遭到美方的反对。孔去美国之际，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大溃败，大片国土沦入敌手，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使中外震惊、舆论哗然。美国政府曾向蒋介石提出由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来全权指挥中国战区的作战部队，以改善军事局势的强硬要求，后虽经蒋介石、孔祥熙等软拖硬抗而顶了回去；其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又通过宋子文转达提议，要求中国政府更换已成众矢之的的军政部长和财政部长。11月，蒋介石只好发表以陈诚、俞鸿钧接替何应钦和孔祥熙的命令。孔自担任财政部长到去职，在任长达11年之久，可见受蒋宠信之专。孔辞财长职后，滞留在美国半年余，于1945年辞去行政院副院长，七月离美返国，同月辞中央银行总裁和四联总处副主席职务，10月辞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职，至此仅保留了中国银行董事长的职务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头衔。 孔祥熙亦官亦商，聚敛了巨额资财，在官僚资本家中居于首位。孔在从政前虽也有些资产，但成为国中首富是到南京政府做官之后。他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在使国家垄断资本孔家的资本主要是商业资本，他家的山西裕华银行只是商业资本的保姆，工业资本则多半是他人依附或偶尔为之。抗战时期孔家的商业，主要由他的精明能干、长于敛财的妻子宋霭龄和长子孔令侃、次女孔令伟经营的。 抗战前，宋霭龄曾伙同宋子良、陈行、徐堪等在上海组织七星公司，专做证券、标金、棉纱、面粉等的投机，在交易市场上多次掀起风潮，引起对手的怨恨和舆论的抨击，但由于有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庇护，终于无事。抗战初期，宋霭龄仅在套取外汇的投机中，据说就“捞了 800万英镑”。1939年时，宋霭龄在美存款，居重庆政府“所有要人在美国银行中的存款的第一位”，被美国记者赛利文称为“中国人民的钱袋”。孔的长子孔令侃在21岁时，便被蒋介石指派为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肩负实际责任，他利用进口军火大获巨额回扣；抗战期间利用西南运输公司，掌握“国家专运”特权，趁机装运私货，走私贩私，获取暴利。孔令侃“经商赚钱”的本领，曾经受到孔祥熙的夸奖。孔的次女令伟在重庆掌管祥记公司、广茂兴、晋丰泰等企业，利用当时工不如商、商不如囤以及豪门权势，大搞囤积居奇等不正当经营，大发国难财。至于1944年的朋分美金公债案，更使重庆山城舆论沸沸扬扬，导致孔祥熙被迫下台。 抗战胜利后，孔祥熙虽然不居高官，但认为行政院长宋子文推行的外汇开放政策，实是买办事业兴旺发展不可多得的良机，于是大肆扩充商业规模。孔令侃主持的扬子公司和长江公司，孔令伟主持的嘉陵公司，都是不同于“祥记”而为现代大型的国际贸易公司，均以经销美国货为主。战后孔家的财富继续增长，孔家企业违法经营的丑闻也时有发生。[2] 世人侧目 1946年长江公司的粮食案，1948年扬子公司的囤积案，曾轰动一时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这些事实说明，孔家的“商誉”和以往的“官声”一样令人侧目。 为了谋求东山再起，孔祥熙也曾进行过一些活动，1946年曾当选为“国大”代表，但由于政学、CC等派系的抵制，孔复出无望。1947年秋，孔以接获宋霭龄在美病重的电报为由，匆匆离沪去美国。1948年一月，孔辞去中国银行董事长职务。1949年大陆解放，蒋介石集团退处台湾，曾聘孔祥熙为“资政”。1962年孔赴台湾暂住。1966年宿疾复发赴美治病，1967年8月16日因心脏病在纽约去世。[1] 4奥委委员 编辑 孔祥熙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国际奥委会委员经历。 1939年孔祥熙当选为中国第二个国际奥委会委员，按照《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一个国家可以有一至三个国际奥委会委员。但可以有不等于一定有，这与当时各国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有关。 在参与国际奥林匹克事务中，王正廷明显感觉到中国话语权的单薄和中国体育运动接轨国际的步履艰难。他迫切希望在中国能够再产生一名国际奥委会委员，便于形成合力，共同应对相关问题。 当时，国际奥委会委员需要一名国际奥委会委员推荐，由奥委会执委会批准即可。于是王正廷便广泛游说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成员。在对增加一名中国委员基本达成共识后，王正廷便在1939年英国伦敦的国际奥委会成员会议上，正式推荐孔祥熙出任国际奥委会委员，并得到执委会批准。这样孔祥熙便成为继王正廷后中国第二个国际奥委会委员。 孔祥熙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并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等要职，是中国行政和经济事务的最高长官,而他唯独与体育事业毫无关联。一个从未提倡过体育的人出任国际奥委会委员，让很多人一头雾水。其实，这正是王正廷的匠心所在。他推举孔祥熙并非从体育事业的本身考虑，而是另有所图。数年后，他对时任中国体协董事会总干事的董守义有过一番表述： “体协是个民众团体，其经费以及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经费来源都是依靠政府补助、社会捐助和门票收入三项。因此，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中必须找一个能向政府说话的人，有找钱能力的人才行。” 在王正廷眼中，孔祥熙正是“有找钱能力的”最佳人选。其实也难怪王正廷出此之策。不过，这样的理由仅仅只是一个方面。当年董守义闻知后亦有所怀疑，他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初听起来似乎也言之成理。但是在当时乱哄哄的局面下，体协本身都没有人管，王正廷并没有在其他方面擘划怎样恢复体协的工作，却会想得这样远，为将来参加奥运会筹款方便起见，这时就放长线，请财神，那就不易令人理解了。”董守义的怀疑也道出了王正廷推荐孔祥熙出任国际奥委会委员的真正原因并不简单。事实上，这其中有很深的私人情感因素。 当年，王正廷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日本东京分会总干事，不久，中国国内的动荡局面波及到日本，留日的基督教青年会因之陷于低谷，内部产生分裂。王正廷亦在一片不和谐声中被迫辞去总干事职务。而他的继任者则是当年美国耶鲁大学的同学孔祥熙。其中王正廷的鼎力相荐发挥了重要作用。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王正廷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参加巴黎和会。会上，日本欲取代德国攫取在中国山东的权益。中国代表团据理力争，终于达成归还协议。1922年3月，“鲁案”公署在济南成立，北洋政府特派王正廷为督办，处理有关事宜。王正廷到任后，又力邀孔祥熙为其处理“鲁案”的助手。孔祥熙为此专电征询孙中山意见，中山先生当即复电敦促孔祥熙早日前往就任。孔祥熙随即向阎锡山辞去省参议之职，束装赶赴济南就任“鲁案”公署实业处长。这是他第一次正式出任当时北洋政府的官员，并由此步入仕途。可以说，王正廷是孔祥熙入仕的重要提携人。后来，为了青岛接收上的工作便利，王正廷又兼任了中日联合委员会委员长，而孔祥熙也由实业处长兼任“胶澳商埠电话局局长”之职。 孔祥熙以后虽然仕途得意，但与王正廷始终私交甚笃。这样的历史渊源，就解开了王正廷推荐孔祥熙担任国际奥委会委员之谜。“私谊”是其最恰当的注脚。 孔祥熙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后，依然没有表现出对中国体育事业以及奥林匹克运动的兴趣。据查相关资料，他在任期内所涉及到与体育相关的事务仅寥寥几项：1935年11月1日，王正廷向行政院正式提出参加第11届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计划及经费预算。蒋介石大笔一挥，给予批准。依照体协原先计划，代表团由80名运动员和20名相关职员组成，总计往返车船、制装及训练等费用，约需17万。孔祥熙在审核时，并未作难，而是爽快地如数拨付。这种做派在孔祥熙是很难得的。但后来教育部要派出30多人的考察团随行，情况发生变化，预算费用需追加5万。孔祥熙对此则不予认账。王正廷被迫向张学良、商震、龙云、李宗仁、傅作义、邵力子等筹款，才得以成行。 抗战胜利后，旧中国体育逐渐复苏。1945年9月7日，中国体协在重庆召开理监联席会议。会上，王正廷提出争取1952年第1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中国举行案，曾引起了国人的关注。此后，王正廷请中国体协总干事董守义专程征求孔祥熙意见。毕竟孔祥熙是国际奥委会委员，有投票权。孔祥熙闻之后并未表现出热情，可能政局的云谲波诡让他无法对8年后的情势保持乐观。但作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他还是表示原则支持，但要求体协与政府商定申办具体地点后再说。结果，政府并不热衷此事。中国最早提出申办奥运之议就此胎死腹中，成为天方夜谭。 孔祥熙在国际奥委会委员任上，从未参加过任何相关体育会议。按《奥林匹克宪章》条款规定，一个委员两年不参加会议或其他活动就要作辞职论。但奇怪的是孔祥熙仿佛是特殊委员，其名字每年还都在《奥林匹克公报》里出现。 1955年8月，孔祥熙宣布辞去国际奥委会委员，结束了他的这段特殊经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