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被认为是政治正确的娱乐。奥斯卡电影的中国之旅：浮浮沉沉八十年会员终身制和老龄化是电影学院面临的两大问题。在学院成员和电影工作者之间（被提名者）至少相差一代人。而在学院成员和普通电影观众之间则至少相差两代人。 学院会员的偏见最多的体现在获最佳影片的电影类型中，即节奏温婉、表现高尚主题，符合中产阶级审美趣味，反映主流文化，对于涉及敏感话题或大胆试验性质的影片者均不予考虑。 形式各异的怪异行为已成为男女奥斯卡奖得主的表演的共同特征。如嫩脸扮老相；表演一个行为怪异的人，一个天才或者甚至一个疯子；饰演一位基于现实人物改编的英雄角色；假装有很重的口音等。 评委们，就像普通的常看电影的人们一样，倾向于以主题来评判一部电影的优劣。 除了体裁和主题要符合奥斯卡评委的口味外，大多数奥斯卡获奖影片或题名影片都以宏大的视觉风格及伪实时的画面来炫耀电影华而不实的制作价值，这一切都体现在影片庞大的制作预算和极长的拍摄周期中。除少数作品外，这些电影都是高预算、大规模豪华制作从第一部最佳影片《翼》到《乱世佳人》一直到《泰坦尼克号》，都是如此。 归因于奥斯卡金像奖的正面的展示和被广泛的尊重，各工作室在所谓的“奥斯卡季节”，花费上百万美元更特地雇佣了记者来推销他们的电影。这也导致了奥斯卡金像奖被诟病为——其越来越受到市场化的影响，而不是影片的质量。William Friedkin，一位获得金像奖的导演和前典礼制片人，曾在2009年纽约的一次会议上表达了这种情绪，把它描述为“任何产业为了它们自己曾做过的最大规模的推销”。此外，一些获奖者，作为金像奖的批评者，曾联合抵制其典礼，并拒绝接受所获得的奥斯卡金像。第一位做这件事情的人是 Dudley Nichols （1935年，在The Informer电影上，获得最佳编剧）。Nichols 抵制了第8届金像奖典礼，因为金像奖和美国作家工会有冲突。George C. Scott 成为在第43届金像奖典礼上第二位拒绝接受其奖项的人（1970年，在电影Patton里，获得最佳演员）。Scott 把典礼描述为“行尸走肉的典礼“，并说”我不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第三位是 Marlon Brando, 他拒绝了他的奖项（1972年，在电影Godfather里面，获得最佳演员），引述了的理由是，电影工业里面的种族歧视，以及美国本土人过于主流化。在第45届金像奖典礼上，Brando 委派 Sacheen Littlefeather 阅读了长达15页的演说来详细描述他的批评。 Tim Dirks, 作为AMC电影网站 filmsite.org 上的编辑，曾为金像奖写过这样一段话： 不幸的是，有价值的评论，艺术家的洞察，文化上的影响力，和许多电影中高质量的创造力，并没有被给以相同权重的投票。特别是自1980年代起，高成本“公式化制作”，并有着骄人收益的商业大片常常被一哄而起的成为强势的大赢家（和最佳影片奖的获得者），但是 它们并没有伟大电影所具有的深度或者以任何方式被评论家广泛认可。 典型的对于金像奖中最佳影片的批评，既是，在获奖者和提名者之中，过多的出现了浪漫的历史类史诗片，传记类的戏剧，浪漫的戏剧喜剧，以及家庭类跌宕夸张剧情的戏剧，它们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在美国发行的，并且是在新年前三个月中发行的。这也导致了“奥斯卡之饵”专词的发明，用来描绘这样的电影。整体来说，学院的颁奖，似乎是经历了某种周期性的过程：1940年代的早期，是以战争为主题的影片；1940年代的后期，1960年代的后期，和2000年的的中期，是“社会问题”的戏剧； 而音乐剧和历史类的史诗剧是在1960年的早期到中期；家庭类跌宕夸张的戏剧和传记类的史诗剧是在1970年代的晚期，并贯穿了1980年代；一种特定的影片类型（这种前期的电影，现在被认为属于“B级电影“）位于1970年代的早期和1990年代；浪漫的历史类的史诗戏剧则位于1990年代的晚期和2000年代的早期；由被评论家认可和赞许的导演所制作的暴力内容的独立电影位于2000年代的晚期；而20世纪的历史电影则位于2010年代。[需要引用出处] 这导致了在许多时候，更多特定的批评指出，学院正在和观众分裂，例如，由于中意于”奥斯卡之饵“而不是观众的喜好，或者是中意于历史类有着跌宕起伏剧情的戏剧，而不是被评论家广泛认可的，对于当时生活中的问题有着深刻刻画的电影。学院似乎为了补偿这些电影，而提名这些电影在其它不同的类别里面，比如，为科幻和动作电影设置了特效和影片剪辑奖，为喜剧类设置了剧本改编和辅助表演提名，以及为被评论家认可的艺术电影设置了导演，摄影和外国语言的提名。 表演的奖项在某些年代被批评为，并没有更多的认可那些高人一筹的表演，而是因为某种怜悯的原因，个人的倍受欢迎，对于过错的补救而颁奖，或者是为了认可某一个特定的提名者的终生成就而颁布“终生成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