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我总认为苍蝇拍子是打苍蝇的专利,但曾经用它去灭蟑螂,觉得也很管用。我家住的这个单元的一楼住户,前几年全都将房子租出去给人开饭馆。唉!说起来话头长,恰恰是他们在一楼开饭馆,自从我家搬到这个单元的三楼后,这烦人的蟑螂便和我结下了不解之缘,大有灭不尽之势。有位朋友是捣胶状蟑螂药的,说明书上说这胶状蟑螂药非常厉害,蟑螂吃了这药死亡后,活着的蟑螂吃了死亡后的死骸,也会被毒死,你能说不厉害吗?然而,我
可能是由于“千”姓在社会上比较稀少的原因,我这个名字让我在生活、工作、学习中遇到很多“麻烦”的事情。在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南纬路街道办事处社区中心上班的时候,也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我的“乌鲁木齐市建设银行”工资卡上的名字是“于海江”,而住房公积金卡上的名字竟成了“牛海江”。每次拿上我的“乌鲁木齐市建设银行”工资卡到北京路上的一家支行取钱时,都要因名字的事情给工作解释半天。工作人员也往往会这样叮嘱我说
在童年的岁月里,因为家里弟兄姊妹较多,生活条件艰苦,穿母亲为我缝补过的袜子是常有的事情。后来,我长大了,为了生活,出门在外,离开了故乡,离开了母亲。在远隔千山万水的异乡生活的日子里,虽说漂泊的生活并不十分的如意,但并没有混到将穿破了的袜子通过缝补后再穿的地步。有了工作后,生活条件也日渐好转了,有些袜子穿在脚上只要感觉不舒服,管它破不破,或者是略显得旧了一点,我随手扔到垃圾桶里的也不少。也没有穿过母
母亲从乡下来到城里后,在她的眼里,见到什么都是新的,都有用处,尤其是见到街上随处可见的被人随手乱扔的酒瓶、矿泉水瓶、废报纸什么的,如获至宝,一个劲儿地往家里拣。对于母亲的“所作所为”,我起初是很“生气”的。因为,我总认为母亲的这些“所作所为”是很“丢人”的事情,心里也总这么说:“你儿子工资虽不高,但每月也有1000多元的收入,难道还养不起你吗?”另外,我也确实担心邻居们会发出这样的议论:“你看!这
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期,我们家几乎没有买过布。全家人所穿衣服的布料,包括床上铺的盖的,基本上都是母亲亲手放线,并用木制的织布机一梭一梭地织出来的。至今,我还记得上世纪年七十代初期母亲纺线织布时的情景。也不知道在多少个寒冷的冬夜,母亲在屋中央支起一架纺花车,盘腿坐在一个用玉米包皮拧制而成的垫子上,旁边地上放置一盏燃着的、黄豆般大小火苗的煤油灯.在灰黄的煤油灯的灯光下,母亲开始纺花。她一手捏着用
刚从山沟里调到城里工作,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将在乡下的母亲接到身边。我十几岁就离开故乡参军,由部队到地方,一直没有和母亲在一起生活,非常想念母亲。记得退役后在山沟里参加地方工作时,还没有手机和传呼机,故乡的家里更没有,长途电话刚开通,只能打到故乡村委会办公室,我曾经拨通了几次,想让人家到我家里将母亲喊来接一下电话,不巧的是,几次拨通电话母亲都不在家,下地里劳动去了。调到城里了,想得是条件要比山沟里要好
父亲的唯一的弟弟,也就是我的叔叔。父亲和叔叔兄弟两人,同一父母所生,本该是情同手足,但自打我记事起,我就感觉到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怎么好。在我小时候,父亲的面部表情常常是很严肃,我有点畏惧,长大后,我敢问了,他却在一次以外中悄然离我们而去了。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从未见过叔叔到我们家去过,纵然我们家和叔叔家仅一墙之隔。而今,父亲、叔叔兄弟两人都相继去了天国,他们两人的终生不融洽,对于我来说永远成了一个
阿拉沟位于乌鲁木齐市南天山之中,西起奎先大坂东侧,东到阿拉沟口以东七千米处,全长一百公里,深度为十至一百米,平均宽度为五百米,是一条弯曲的山沟,地势险恶,最窄处仅能过车,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地势。阿拉沟是古丝绸之路的“天山道”,石头烽燧(古烽火台)矗立阿拉沟口。阿拉沟又称“四季沟”,因为从阿拉沟口到奎先大坂一路竟能领略到一年春、夏、秋、冬美好的四季风光。这里曾是中国军事核工业的摇篮,军工基地,
我的童年是苦涩的,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但那时代让我正好赶上了。由于弟兄姊妹较多,十七岁的姐姐又得了现在看起来都有点难治的骨髓炎。为了给姐姐治病,我们全家人的生活可以说是异常艰难。(一)我清楚的记得有一年的冬天,大概是隆冬的十月,家里断顿了。所谓“断顿”,就是没有粮食吃了。怎么办?没有办法,父亲就到邻居家借了一袋玉米籽。(那玉米籽是用“斗”量过的,也不知道有几“斗”?)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借谁家
父亲虽然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但他的形象在我的心中依然很清晰。父亲只活了53岁,生命是短暂的,但我从不认为父亲的有限生命毫无价值。从父亲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北方农民所固有的纯朴、勤劳,不畏艰苦,勇于克服困难的品质。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始终是在劳作,很少有休闲的时间,一生没有过过几天安稳日子。怎么也料想不到,他走得会那样匆忙,像一阵风吹过,没有给任何人打声招呼,没有留下一句话,猝然间就走了,走得是那
我小时候很爱好文学,并幻想着有朝一日在文学领域里能有所建树。我很清楚地记得:不知多少次我在太阳余辉映照的墙跟下手捧着当时人们认为的名著《平原枪声》入神而连吃饭都忘到九霄云外;不知多少次我在上自习课时偷窥抽屉缝里的《苦菜花》而忘记了是在上自习课,以至老师走到了跟前还不知道;不知道多少次我将自己写出来的现在看起来幼稚而又幼稚的习作投向当时人们认为最为有名气的文学期刊《萌芽》都杳无消息。然而,幻想归幻想
自从我懂事起,就没有见过爷爷。爷爷在我还未出生前就去世了,并且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因此,他在我的心目中没有一点形象。据母亲说,她17岁时和父亲结婚,结婚两年后,爷爷就去世了。在她的印象中,爷爷多少认得几个字,还会打算盘。此外,爷爷还有个会打水井的技术,尤其会搭架子,这在当时的三里五村是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当然,正因为爷爷有门技术,家里生活还可以。1940年,我们家乡解放了,爷爷便在村里当上了“抗勤”,
年逾七旬的母亲虽没有文化,但却是个讲求实际的人,譬如在家里看电视,只要是反映真人真事的,母亲都看,象电视剧之类的,母亲很少看,没有喜欢看的节目,宁愿睡觉。因此,在这方面,我可能多少受了些她的遗传。也不知道从哪天起,母亲竟和我一样喜欢起了篮球赛,这给我和母亲在家里增添了不少欢快的气氛。尤其是在ΝΒΑ和СΒΑ2002年到2003年,2003年到2004年,2004年到2005年,2005年到2006年
“小乖乖”是谁?“小乖乖”是我和妻子对小女儿鹏翼的称谓。因为,在她出世的近三个月的时间里,她很少哭闹,即使哭,最多两声“呃啊!”即使闹,也是一声“哎!”没有为难我们,让我们带起来感觉很省劲儿,我和妻子两人也愈发觉得“小乖乖”的可爱。最让我感到自豪的是,马上进入四个月了,我们的“小乖乖”竟没有得过一次病,譬如感冒不舒服什么的。我暗自曾这么想:这和我的遗传是否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注重平时锻炼身体,已经
在中国,改革没有先例,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在过去的三十年时间里,我亲身经历了四次改革,一次工厂企业的改革,三次是政府部门的改革(含人民武装部)。改革是个新生事物,改革在加快了社会发展进程的同时,也有局部走了弯路的,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第一次改革我从部队退役后,于1991年3月被原新疆电力工业局分配至地处天山深处阿拉沟的新疆丰收电厂(原乌鲁木齐市南山矿区辖区)工作。
历史上的乌鲁木齐八家户有汉、回、维吾尔三个民族,名字起源于清朝的乾隆年间,因这里居住着八户人家而得名,这八户人家是:张,王,李,赵,杨,马,沙,陈。乌鲁木齐八家户先后归乌鲁木齐县红旗公社、二工(不少人误将“工”写为“宫”)乡政府管辖,现在归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政府下属的银川路街道办事处管辖。八家户村民委员会原办公室地点设在八家户村三队,后搬迁到八家户村五队。文化大革命期间,八家户村五队被改名
早听说在乌鲁木齐西北郊有个河南庄,但一直没有去过,好在单位同事杨荣华有亲戚家住河南庄,我便有兴随他去过两次,对河南庄的两位老人苏永安(78)、聂凤亭(92岁)进行了采访,写就了本文。一九三八年六月九日,国民政府为阻止日军进攻武汉,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事实上,蒋介石下令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淹死日军一千多人,赢得三个月的抗战时间。但是使黄河改道七年,受灾人口一千万,死亡中国农民八十万。黄河大堤炸开以
一九八四年十月的一天,当豫北故乡还是树木葱茏的时节,我在中原郑州踏上了直达乌鲁木齐的第一百七十一次旅客列车,经过了三天三夜的长途旅行,来到当时被人们称之为“天山北麓的塞外边城”—乌鲁木齐市。下了火车,已经是晚上的十时。站台上,亮着的电灯,显得是那样的灰暗,十几米开外绝对看不清人的面目。在火车站出口广场上,向北远眺,乌鲁木齐市像处在一条山沟里,那遍布的星星点点的,犹如天上星斗般的灯光。我坐在舅舅为接
临近黎明,睡得正香,突然被窗外不远处小巷里清真寺隐约的诵经声惊醒,顿时睡意全无,脑子里却十分地清醒,连刚做过的梦都记得很清楚。梦中我,徘徊在故乡村北边的一个大水坑,看水坑里清澈见底的水,水面漂浮的水草,还有那将水坑包围着的绿荫。记得童年时经常到那里去玩,捉过鱼,挖过泥鳅,游过泳,在水坑边的柳树上折过柳枝,拧过柳笛。梦中接下来我要去干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梦被诵经声所打断。我似乎明白了什么!人生四季,
可能是离开故乡时间太久的原因,回到家乡有恍若隔世之感。尤其是家乡的味道,和昔日所比,大有不同。那过去的家乡的味道,将永远成为生活中的记忆。一过去在家乡时,每到春天,那野草、野花扑鼻的香味,让人如醉、如痴,那春风、春雨,让人浮想联翩。那植物、泥土、水、空气、阳光,一切都那么新、那么纯、那么柔和、那么恬静、那么温顺,置身其中,让人有安闲、幸福、满足之感。四季是那样的明显,通过鸟叫就可以知道季节的更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