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后，因为“新概念”作文比赛和《三重门》，韩寒成为了韩寒。往后的七八年，他的个性越来越鲜明，形象越来越真切。即便没读过他的书，文艺青年也会知道，他是一个赛车手。大部分人都知道，成为赛车手并不容易，首先他要买得起车，烧得起钱。好在托出书版税之福，韩寒有钱。韩寒在他有钱的时候去赛车了。不是每个人在赚到钱的时候都会去实现少年时的梦想，但他去做了。
据说韩寒最后一次离开校园时，老师们围住他问将来打算靠什么赚钱，他说，靠稿费，当时围住他的老师们全都大笑不止。
以传统眼光来看，韩寒学科挂红灯，拒绝上大学，要靠写书赚钱，这些都是明目张胆地“作”，那时候虽不流行no zuo no die，但大家几乎都心知肚明，想看他如何“作死”。如今，韩寒已经是80后最具感染力的符号之一。
韩寒对世界的了解，也许只是一知半解，但这并不妨碍他流畅地表达。他比大部分同龄人多金，而且有一项赛车手的技能，他出书，出唱片，做独立APP。他独特吗？也许。但仔细想一想，韩寒所做的每一件事儿几乎都出自本能。一个人接受了完整的基础教育，然后他不想再上学，为什么不能去做他喜欢的事儿？一个人觉得茅盾的书写得不好，为什么不能批评？一个人不偷不抢，靠自己本事，实现自己的梦，有什么问题？
在一个大多数人都活得拧巴，活得不高兴，活得遗憾连连的时代，有个像韩寒一样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说自己想说的话，穿衣服不被时尚左右，吃东西随心所欲，挣钱挣得理直气壮，花钱花得心安理得的人，还是个年轻人，还是个又酷、又帅、又聪明、又有趣的人，实在是太好了。
韩寒实践了他想要去做的每一种可能性，可以从千篇一律、规规矩矩的正道上离开，松松土、伸伸腰，没必要硬扛着，也没必要低头哈腰。韩寒证明了一点，撇开no zuo no die的阴影与恐吓，把那个被无数阴影湮没的自我找出来，并不是不可能的。他并不伟大，事实上也并不特别卓越。他的很多文学作品，都并不精细；很多观点，不一定都能说到要害，但这不能掩盖在写出那些文章、说出这些观点时，他怀着美好而善良的愿望与心情，在他的胸腔里有基本的是非观在搏动。所以，艾未未的评价是：“韩寒是什么呢？我觉得，他什么都不是。他只是我们经过异常泥泞的、曲折的、阴郁和黑暗的跋涉之后所看到的那一片平原。”
作家陈村认为，如果说“文革”后的伤痕文学解决了一代人的某种焦虑，那么这一代人同样地有着这一代人的焦虑。明明可以有这么多选择了，还有那么多人被迫去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要早起、上课，参加高考。如果这也算是一种伤痕，那么这是这一代人的“心理伤痕”。
年少成名的蒋方舟曾问过韩寒：“对于想成为你的年轻人来说，你的人生路上最不可复制的经历（或者阶段、拐点）是什么？”韩寒说：“我不是唐骏，我的人生不能复制。当然，我也不会很做作地告诉他们做自己就好。我觉得生命就是一场歪打正着，我都已经忘记自己曾经是歪在哪儿了。”
歪打正着需要到处尝试，敢于“作”、也敢于死的勇气。没错，不“作”一定不会死，但是“作”，你还有可能赢。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应该有更多的“韩寒”，活得和谐、从容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