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认识王维吗?这位盛唐时期长安最明亮的少年?如果你不清楚他,没关系,我相信你一定听过这几句诗:「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还有「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想来,后者有关人生的态度是豁达的,而山水本身是不感动人的。因为有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对自然“情”的赋予、托寄,那形成厚重的山水情怀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当我们处在传统已然“碎片化”的当代,高速经济驱动下的“
(1)基于人格特质与经验的差异,许多对于某些人是确存的知识事实,对另些人是完全不存在的……(2)思索者本身——可能且必然犯错的——人——是一切冲突的来源——和最好的缓衡。(3)人类在追寻知识时,必须紧紧带着自己。人必须在他和知识之间,在他与「可能更正确的他」之间来回走动。以接近「可能是正确的他」。(4)意识,第一人称的故乡,有气无力地治理着知感功能的足迹所能到达的地方,并编辑着内宇宙与其外所有景象
一提起现代诗歌,相信大多数人首先想起的是:「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是诗人海子最为人传诵的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最后一句。然而让海子最受苦恼的,是其长诗《太阳七部书》未获肯定。原因有长诗本身带“叙事,神话”等形式植入,需要读者具备丰富的文学,此外历史,哲学,传说……都要了解;再者,中国的诗文化以“抒情和短篇”占绝对主导,因而,《太阳七部书》於80年代未受广泛关注及认同,有一定客观历史和环境
在我的记忆映像里,身边知道周文炳(废名)的人着实稀少(这大概是我不是念中文系的缘故),至多不过读读他的那部短篇《竹林的故事》。一部带有诗人笔调写作的小说集;故事内容,百度或其他网站都能查到。我要说的是,废名的“副业”,作为「诗人」身份的他,於上世纪30~40年代之间,他的存在。文艺理论家朱光潜曾于1937年北平出版的「文学杂志」上,这样介绍诗人废名:「废名先生的诗不容易懂,但是懂得之后,你也许要惊
身为90年代出生的我已无法看到杜梨树下柏拉图式的爱情风伴随铁轨上晓霞几阵呐喊生命的朝气和肆意飞扬大牙湾矿底为生活洒泪的少平,他知道:「现实啊!才是我的根。」黑漆的矿井:探照灯,机器轰鸣,人类天生的恐惧耳旁拂过风1—2—1—1—2—1——矿工的一天某天大牙湾媒矿外伫立一位天使风席卷花香她同他下井,她为他留下真挚眼泪洪水、孩子、树杈上仅存的相机——完美是短暂的绽放今日已无法寻到杜梨树下曾存在的柏拉图式
许多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我的说法是,我觉得文学本身没有该不该介入政治的问题。它只是一个书写、表达、论述或表现的工具,至於作为作者的你,要拿它来做什么是你的选择。文学本质的讨论是实然问题,作品应不应该如何是价值判断,是应然问题。文学、艺术创作上的价值判断,和伦理或法律上的价值判断有着根本上的不同,它呈现主观的差异性,没有普遍的强制性。任何人在文学艺术上的主张都不能强加於人,你不能强迫别人去写(去看)
作家郁达夫曾这样评价过鲁迅:“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如果将这两句话拿来到穆旦的诗创作上,则我们看到的是一种透过文字表意而发展至内省的现代主义写作探索。对现代诗歌发展历程有点了解的人,大概都知道,中国新诗由整齐的格律演化出来,走向诗坛多元化;由晦涩的文言体转向易于理解的白话文。这一经过,包含了“个人思想的觉醒”以及从封建体制转变到民主政治
(1)中国画家单字的「字象」已具美感,不谙汉字的西方书法派画家,缺少此一传统依靠。西方书法派画家只能凭空「造象」,此与抽象画无异,只多一点中国汉字的暗示,势不如汉字「字象」传统淘练之美,此不及中国书法者一。(2)时间是一种有趣的物质,他可以无限的分下去,始终都会有。所以不论再忙的人,他都能应付过来。(3)A:「何以耶稣是半人半神?」「因为他为全人类牺牲的精神似乎不是纯人能办得到的。还有旧约上一直这
一般说来,五七言绝句的第二句以下总以分号(;)最为适宜,以之标出诗思结构的轻微停顿,例如贾岛《寻隐者不遇》,恰合此意。然,柳宗元此作,以句号(。)分两句,可以说有一气呵成之效。需提及,这是后人为方便阅读而进行的新文法运用,唐代作诗尚无此标点之明注。拿视角来讲,「江雪」此诗对风景的刻画是渐近描写的,而且几乎可以说是“贴合”写成的。通行的「唐三百」,竟收录柳宗元诗四首。东坡居士有言:「信有格也哉。」、
不瞒你说,我只是一位普通的文学爱好者。就是那种,你知道的,走在马路上,系个鞋带,都不会有人回头,哪怕暼一眼的那种,极其普通的小伙。因为生存,我曾经做过5,6年的工地泥水工,就是在火车站常能看到,背着大包,拿着最廉价硬座车票的建筑工。搬来搬去。工作中常常因为体耗过大,不得不每天以“吃猪肉”补充能量。特别是夏季,我不知道你能否体会,衣服湿透,挤出几把汗的滋味;更加不敢再告诉你,下班,躺在床上,是铁钉钉
每个字我们都认识;每句话我们都能看懂;每一个段落我们也都明白,整本书连起来,就感觉很吃力。为什么呢?因为“卡夫卡式”世界,在我看来,会给初次阅读他作品的读者形成误区:一个看似荒谬,甚至有些神经质的狂想写作风格。其实,他是一个对人,处于现代社会的人,存在某种很深彻的了解。他的语言远没有菲茨杰拉德,王尔德的文字极具美感。相反,卡夫卡的作品是那种让人读起来口齿表达很通顺,很有逻辑,但很难完全读懂的类型。
我曾经自大过,那是少年时期的我。以为比身边同龄人想的多一点,对人物思想分析的深一些,便怀有《孟子·告子下》所书:「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指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此类感慨。更有甚笃定只要有点才,就应该去发光发热,所以,每逢语文课,沈老师提问,我都会举手,一来为了练就“所谓人群中的辩论胆识”;二来有炫耀自己读书深刻的企图。甚是,於高考,如今来
杜拉斯的这本《情人》是一部读起来很冷的小说,不过好在结局有些许暖意。它是情爱小说,充斥赤裸的诱惑。她的文字就像被捣碎的茶叶末子,表面看起来细碎和琐屑,实则读后让人久难忘怀。如同书中所引:「与你年轻时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颜。」这般诗化的小说语言,出现在情爱小说中,杜拉斯像极了带着一个妓女灵魂的人(杜拉斯本人曾提过和两个男人同时交往的故事。)以及:「我爱男人,我只爱男人。我可以一次有50个男
我一直強調寫作一定要有“縱的繼承”。縱的主体指的是本民族傳統文化精神的承繼。當然,我也不否認“橫的移植”。在這个21世紀現代文明社會,你要説誰用‘文言体’寫作,那無疑是文化的倒行。自1915——1923年新文化運動在中國掀起白話文熱潮,此後的寫作在形式和語感方面都已趨向向外“橫的借鑒”。這并不是因為每个國家的傳統文化就一定不好,落伍;而是當代文化是一个多樣串聯的体系。如果一个寫作者在形式和語感等方
在我来看,翟永明老师是中国当代极少数具备“深厚知性”和“历史醒悟”的女性诗人之一,同时也是我最敬慕的中国内地现代诗人,难择其二。自代表作组诗《女人》问世,翟老师先后创作诗集《女人》、《在一切玫瑰之上》、《翟永明诗集》、《黑夜中的素歌》、《称之为一切》、《终于使我周转不灵》、《十四首素歌》。至于为什么说难择其二,原因是,我在翟老师的诗作中看到了美国‘自白派’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的影子以及对女性诗风的
在我理解,中国古典诗歌极像一副校对精密的机械钟表,从外形到质地均无从挑剔。然,中国古典诗歌高峰自唐代已臻于化境。「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谁言寸草心,抱得三春晖。」,「海内存
(1)小说作为传统四大类文学题材之一,它应当保留书面语言写作的“隐喻特征”。过于白话,直露,於读者难以长期认可;於创作本身,缺乏文体艺术性。(2)既然小说被人称作“文学之王”,那么则必须具备一定量的写实基础。而从世界文学总体上下脉络观察,「批判」和「揭示」或於人性本身更加认知深刻。(3)相较言情小说“一浪盖过一浪”的惯性,文学性较强的小说,尽管有些不易读懂,例如:《背海的人》,虽语言艰涩拗口,但却
(1)即便放眼当下,阿利斯泰尔·麦克劳德创作的短篇小说依然具备强烈的现实意义。(2)当我读完《海风中失落的血色玫瑰》,才稍有理解汪曾祺老师所说的话:「如果说长篇小说如同乘火车旅行的话,则短篇小说就如同与一个熟悉的朋友叙家常。」而短篇小说带给读者在阅读观感上的贴合是长篇小说长线叙述背后基于作者与读者人生阅历差异所形成的局限难以企及的。(3)短篇小说好比一只麻雀:体积虽小,五脏俱全。但同时,小说骨架构
序: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诗经·国风·郑风·野有蔓草》2012龙抬头的杭州白马湖区尚未正式整改我行走在滨江南部地块于寅卯更替随机,一个偶然性女子蹒跚而来眼眸如镜,淡妆的优雅笑,靥比花的美态也就看树只是拿绿陪衬她衣裳原此尚有《诗经》唱词描述的女子我想,不过是梦见了古老东方抒情子衿遗落非我不识你倚楼的苦涩如今,你款步而来本该兑现奈何桥前海誓和山盟约定而你,频频地笑微微地笑只作笑
香港是一个【垂直】的地域,也是一个颇显【阶级分明】的社会。人口稠密,高昂的土地成本,稳固的地质以及地理位置带来的世界联系。在香港,你很少,也可以说几乎看不到一楼的商场或者店面(这和台湾尚且留有的“巷弄文化”,精品零售小店所形成的城市格局是不一样的)。如果有人和你说:香港是一个【地面上被钢混材料包裹的区块】。你一定不要感觉惊讶。为什么呢?当你站在香港一栋高楼的屋面上(不一定要挑最高的楼顶),你会发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