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夏秋之际，随着隧道不断地从两端向中间延伸，工程越来越困难，山里近来又连续下了二十多天雨，山间小路被洪水冲毁了，粮食和蔬菜根本揹不上来，工地的粮食不多了，蔬菜早已经断顿了。没有了蔬菜，已经连续好几天了，大家只能吃着辣豆瓣和盐水泡野菜了。到了后来，就连辣豆瓣也没有了。那天中午，正当大家为了吃饭的事情，一起斥责埋怨炊事员，只做白米饭，不做菜；一起都在埋怨采购员不买菜的时候；汪乡长的一席话力排众
1970年夏天，我从生产队来到崇山峻岭中的中秋院工地，当上了爆破手。这里的生活和劳动都充满着惊险和刺激。令人感到充实和兴奋。山上工地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这一点被我们的队长给说准了。山上中秋院工地的隧道工程，已经从室外地表面的土方开挖，转入了隧道施工。突击队员们每班四个人轮流挥动着二锤打钢钎，两人一组，一人掌钎，另一人用二锤打钢钎头，另一组轮换着在一旁休息。以最原始的人工打炮眼，填装炸药雷管起爆。在
我们公社的丰产六队，在水库大坝的右侧端头，发现一个农村山区里的小学校，所谓小学校，实际上就只有一个老师，在一个四面通风的草席棚子里，给十来个小学生上课。这位上课的老师，是个在五年前，下放到这个大队的老知青，我们相互都认识。这天下午，我和同伴们要赶到山下，晚上要在先锋大队看电影。路过此地，这位老师站在教室门口，既然是李老师喊我，肯定有事。我只好要同伴们先走。我转身爬上陡坡，来到李老师面前。他一见到我
到了工地以后，汪乡长经常和我们这些突击队员在一起，谈笑风生，和他在一起，感觉到他这个人很平易近人，不论对谁，都没有领导干部的架子。山上的每一个突击队员，不论年龄大小，都非常尊敬他。都把他当做自己的贴心人。一天晚上收工晚饭以后，汪乡长把我喊到了他的房间，（他的房间实际上成了工地的保管室吧，粮食和把蔬菜都在那个房间里。）他拿着一个大茶缸放在我的手上，让我喝茶。他一边和我闲聊天，一边观察我。忽然笑着问我
这是我当上爆破手的第二天早上。天刚放亮，年轻的突击队员们，纷纷从竹篾笆子工棚屋里出来，吃完早饭，就一路小跑步来到工地上，拿起各自的锄头，开挖着山体斜坡上的土石方，我们遇上大块的孤石愈来愈多，突击队员开始自动组合，两个人一组，用钢钎（六棱工具钢）和二锤打炮眼，赵朝国坐在一个大孤石上，双手握紧钢钎，小豹子也站在同一个孤石上，双手紧握二锤，对准钢钎的端头，挥动双臂，二锤猛力打在钢钎头上，打一下，掌钎的人
1970年夏天，大忙季节基本结束，生产队里所有稻田的秧苗已经栽完了，站在帕子顶山坡上，远远地眺望过去，随处可以看到那些：由我们亲手栽种的，一眼望不到边嫩绿的秧苗，还能闻得到广阔的田野里，各种嫩绿色的秧苗所散发出来的阵阵清香，这扑鼻的清香味确实能令人心醉。眼前的这一切，不都是凝结着包括我们知青在内的所有人，付出辛勤劳动所得到的共同结晶吗。能看到这一切，我们在心里都感到有说不出的自豪和兴奋。一天晚上，
马铃薯(学名：Solariumtuberous，英文：potato)，马铃薯又称：土豆，茄科茄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土豆的人工栽培地最早可追溯到大约公元前8000年到5000年的秘鲁南部地区。土豆是草本植物，高15-80厘米，无毛或被疏柔毛。茎分地上茎和地下茎两部分。土豆是中国五大主食之一，其营养价值高、适应力强、产量大，是全球第三大重要的粮食作物，仅次于小麦和玉米。马铃薯也是我们下乡的洪雅县，盛产
1970年春季，大忙季节开始，生产队里又要点谷子了。当然，要点谷子，这就少不了谷种。谷种的作用，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这里就不用细说了。驻扎在公社的社教工作队，为实现预定的工作目标，洪雅二区必须栽种三季作物，种一次小春作物，栽种两季稻子。罗坝公社地处在洪雅二区政府的眼皮子底下，要种什么庄稼，都在区政府的直接监控之下，绝对不可能隐瞒得住。所以公社工作队的干部们，召开了专门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明确宣布：每
这是我上山下乡的第二个年头。1970年春节结束以后，我从成都家里回到生产队，发现了一个令人感到奇怪的现象，在乘坐长途客车，进入洪雅县境开始，看见沿途很多公社所种的麦苗都长到一尺多高了。到了我们公社，也同样是如此。到了我们的生产队，大老远就看见地里长着快没过膝盖的麦苗。这和以往同时间麦苗生长的情况至少提前了两三个星期。当天晚上，我去找队长，告诉他，我已经从成都回来了，向他销假。在队长家里闲聊中，我小
1969年12月，年终结算以后的一个夜晚，生产队里开大会，队长在会上宣布了一个决定：大家这几天要做好准备，一个星期以后，队里要组织人上山砍火地。当时我觉得很好奇，在会上就不假思索地张口就问：“什么是火地？为什么还非得要去砍？”队长笑了。大家都笑了。身边有人告诉我：“上山砍火地就是去烧草木灰积肥。”散会以后，生产队里的几个知青自动聚集在一起，针对上山砍火地的事，我门在一起议论着，都觉得这个机会，正是
那是我上山下乡的11个月，从春到冬，整整忙活了一年，在这一年里，经历了多少艰难曲折，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汗水，出尽了多少洋相，我是根本记不得了。只有一条可以证明自己没有白混日子。年终结算，我没有欠生产队的钱。挣了800多工分，扣除了口粮和平日里生产队分得各种食物等以外。还结余5元钱。当时也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干一年到头才挣五块钱。”我马上回击了他：“五块钱是少了点，但毕竟是我的劳动来的。不是大风刮
1969年10月，是我插队落户的第10个月，生产队里组织社员们，在全队的所有山坡的梯田里和坝上丘陵地带的干田里，栽种上油菜、洋芋，又称为土豆（学名：马铃薯）。栽种油菜的时候，我看见那些油菜秧，绿油油的。和城里菜市场的小白菜，样子很相像。开始我不知道，这就是油菜秧，误把它当成小白菜。就心口开河地说：“各位，在这块地载完，剩下的小白菜秧儿，不要甩了，给我留一点，我拿着晚上下面条吃。”杨文传队长笑了：“
1969年9月，开始进入农忙季节了。看到公社整个大河谷地带这无垠的坝区，和随着山峦起伏的梯田上散发着稻谷的清香，令人心醉，金黄色的谷穗在秋天的夕阳折射下，景色是那么诱人，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看到这一眼望不到边的沉甸甸黄澄橙的稻谷里，也凝聚着自己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心里有着说不出的自豪和喜悦。一大清早，我就和其他社员一样，手里紧握着一把磨得非常锋利的锯齿镰刀（当地俗称锯锯镰），跳进一块稻田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只要是上面布置下来的事情，到了下面基层，没有敢不执行的。特别是有关阶级斗争方面的事情，更是谁也不敢怠慢。不管生产咋样忙，民兵训练在农村里是经常性的，尽管一天劳动下来身体都很累，谁也不能说二话。何况那段时间是农闲，那个家庭里又没有点儿事情呢，但是，这是公社布置下来的，大队不能违抗，马上进行安排部署，还要严格保密。1969年7月底，按照公社要求，所有的民兵都进行以大队民兵
1969年8月的一个深夜，我刚洗完脚，端着盆子从小木屋里出来，蹲在屋前嗮坝外，弯着腰倒完水，一只手拿着木盆，猛地起身扭过头转回身。我突然看见：我的小木屋前高坎下的小路上出现了三个人。他们的肩上都扛着一根四五米长的杉木条子，直接从我的小木屋门口嗮坝路过，现在都把扛在肩上的杉木条子，放倒在翻晒农作物的嗮坝里稍作停留，坐三个人都坐在小木屋沿口的台阶上，各自用一块毛巾插着头上的汗水，暂作休息。这三个人同时
现在的年轻人，绝对不会知道什么是凤凰琴，他们也想象不出来这凤凰琴，到底是个啥模样？而这凤凰琴，却在那难忘的知青岁月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记得在69年的夏天，广阔的田野上，由青黄色逐步转换金黄的稻穗，在微风中有节奏地前后左右地扭摆着修长的身体，广阔的罗坝大峡谷里，到处都散发着稻穗即将成熟的清香。秋收即将要开始了。这天赶场，我从罗坝场街上返回生产队，途中经过了友谊大队的一个社员家门口，那个社员一看
我当知青的岁月里，在长期的艰苦劳动和生活的磨练中，队长和社员们都把我当成自己的亲人，在生产队里，从来也没有收到过什么精神上的折磨。有时候，在生产队里，我们也曾经做过一些淘气的事儿，生产队里的干部们也就是没事的时候，拿来做笑谈，在背地里他们从来都不会给我们小鞋穿。一旦离开了生产队，那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我们当知青的，在农村生产队里干农活干累了，暂时从生产队里回到成都的家里休息几天，过段时间再回乡下的生
在下乡插队落户的那段时间，劳动艰苦点，累点，生活条件苦点，吃得伙食差点，这都算不了啥，反正当时人还年轻，再苦再累都无所谓，只要能好好休息一下，睡个好觉，第二天体力和精神都会恢复的。最难熬的还是在劳动之余，歇下来的闲暇时间里，没有事情可做。精神上老是空荡荡的，总想能找几本书来看。往脑袋里装点儿东西，总不能在这儿老是无聊地虚度时光。在罗坝的场镇上，商店里除了《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以外，没有其他
1969年7月下旬，是我下乡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的第七个月。乡下的田野里到处是一片望不到边泛着青黄色即将成熟的水稻，广阔的田野上，到处散发着稻谷已经灌浆的清香气息。此时正是农闲时节。这天逢场，我回到生产队里，就遇上我们学校里的几个知青赶场回来，路过我们生产队，聚在我的小木屋里打平伙，厨房的大锅里，乱七八糟地煮上一些刚成熟的玉米，在加上一些土豆，我也忘了问那两只鸭子是谁拿来的，反正都在一锅烩，再填点
1969年7月里，此时正是逢农历6月的一个赶场天，稻田里的草已经薅完三遍了，秧田里的禾苗正眼巴巴地望着老天，希望能多下几场雨，痛痛快快地好好淋几场雨，这段时间，全公社所有的生产队里，基本上都是处在农闲季节，今天的阳光照在身上，不像往日那么火辣辣的。乡间通往罗坝场镇的各条石板路上，络绎不绝地出现了很多人，他们三五成群地相约着、一拨又一拨地到罗坝场上去赶集（这里都称为赶场。依照当地的习俗习惯，每逢农历
